清溪村的梨树和柳树，在草坡、沟渠上落下一阵蓝色的浓荫，又被夏日正午的风吹远。正是荷月，清晨绽放的红荷，此时有些倦意，它们半合笑靥——让我想起《山乡巨变》里邓秀梅眼中的一些山乡女孩，并在她们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作家们来到一座老屋前：带院落的黑瓦土墙（刷上了白粉）木板房，湘赣乡间常见的民居，有些接近于山区的棚户、板寮，实在是太普通了。屋后是翠绿的竹林、香樟林，屋前有宽阔的晒坪，田里的庄稼已经两尺见深，连绵一片，青绿可人。更远处的资江，青山倒映在碧波里，被清浪涤荡、揉碎。

  1955年10月，周立波回到湖南益阳谢林岗镇清溪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扎根在16岁便离开的村庄。1957年年底完成了长篇小说《山乡巨变》，翌年在《人民文学》杂志分6期连载，并在作家出版社出版。周立波是个深具历史感的作家，他让笔下的故事发生在“历史进程”中，让文学见证土地革命、工业建设、农业生产合作社等重大事件，革命意志、农民情怀、艺术才能，渗透进他那带有南方“温柔”风格的小说中。这张书生的脸，清癯、白净、倔强，仿佛是一个三湘大地乡村教书先生模样——质朴、内省、不乏浪漫，还有一些蛮劲。

  从周立波故居出来，我站在晒坪边上一棵樟树下躲避日头。这个村，在我这个赣西人看来如此亲切，几乎与我家乡的小村庄别无二致。屋子中见到的农具，我在少年时代很熟悉，站在幽暗的室内，看着墙上展览的照片——我感觉到，眼前这个人，与我并不生分。他的模样、气质、个头、张嘴大笑时唇角荡起的纹路，就像我小时遇到的很多人中的一个。这个村落，让我对《山乡巨变》中的场景有了更深的理解。为了写作这部小说，周立波在村里生活了将近两年，他是真正地进入生活的底部，而不是全凭记忆与想象——我想，以他对少年时代拥有的乡土记忆，他也可完全描画出一个散发着浓郁湘中风情的山乡来，但不一定可以写出时代的质感和气息——即，那历史进程中人的精神世界发生的微妙而深刻的变化。

  拨开周立波小说里控诉的叙事涟漪，我们正真看到一种欢欣意味弥漫在土改分到田地和合作化中农民的表情上。这也让我想起家乡曾有一个与周立波有些相似但又不同的人——甘祖昌。1957年，他辞去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的职务后，带着家人回到阔别20多年的江西省莲花县坊楼乡沿背村，从此开始了29年的“将军农民”生涯。在日后看到表现甘祖昌从将军到农民的影视剧、新闻作品中，我能够感受到他带领家乡农民改变贫困落后面貌产生的一种满足感。苦难生活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是一种教育，但对于身处历史进程中的人们来说，他们当时经历的贫乏、艰难，与一种宏大历史进程的神圣感连接在一起，因此不单单是贫乏和苦难本身。

  事实上，今天的清溪村已经在周立波书写的巨变之后，又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小说中描写的静美山乡、自然状态下的乡土、特定时期的矛盾冲突，与经过改革开放、工业化、信息化、数字化浪潮的洗礼后变得不可同日而语了。尤其是近十年来，国家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中加大投入，使乡村有了新的容颜。包括我家乡——甘祖昌老将军致力于改造的贫困面貌，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沿背村建起了一个没有围墙的干部学院，学员们分散吃住在农民由自建房改造的“民宿”中，既解决了农民的收入问题，又让学员深入到农村，了解到实情，真正受到教育。我的一个学生，在湖北美术学院做老师，他带领一个团队，将沿背村的文化元素融入艺术设计中，在这里打造出让游客纷纷前来打卡的艺术景观。

  村庄不再只是种种庄稼、养养鱼虾，在文化旅游融合的背景下，每一个有个性的村庄，都是等待设计师和建设者妙笔生花的舞台。当年周立波在清溪村写作《山乡巨变》时，断不会想到，十个当代著名作家的书屋开在百亩荷塘边：王蒙、艾青、张炜、梁晓声、阿来、迟子建……包括周立波书屋，成为个性别具、布置温馨、可提供沉浸式体验的阅读场所，在这里既能读到作家的作品，它们也是这些作家的小型博物馆。荷香阵阵，书香阵阵——过去的清溪村，正呈现出一个真正“作家村”的面貌。除了书屋，村里还建起了一座乳白色很有现代感的清溪剧院，根据周立波小说《山那面人家》改编的戏剧，将游人挽留在一台文学和风情浓郁的演出中。网红民宿、直播带货……网络时代的业态，借助作家村的热点，在村里应运而生。

  这个暑假，我随中国作协来到湖南参加“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和“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系列活动，我们从湘西十八洞村来到益阳清溪村，两个村落，两种风情和面貌，无不展现出时代巨变在山乡的投射。这几年曾去过赣东北、赣中、赣南、赣西许多村庄，一个深切的感触就是：村庄更美更靓了，让城里人流连忘返。曾经，我在赣东北方志敏战斗过的横峰县，跑了全县十多个村落，很惊叹，全县域的村子一个不落地展现出让人啧啧赞叹的乡村之美、发展之美、生态之美。

  清溪村因周立波而驰名，作为当代文学经典《山乡巨变》的写作地，它既是新中国初期火热生产劳动、社会生活的缩影，也与小说本身构成一种互文关系。它为我们奉献了周立波这样一位伟大的作家，同时诞生了小说《山乡巨变》——而后者又诗化地成为小说的现实景观、慕名而来的游客的目的地。

  周立波在黑龙江省尚志县元宝镇主持土地改革，尔后有了长篇小说《暴风骤雨》；为反映农业合作社，回到家乡两年，与农民打成一片，尔后有了《山乡巨变》。

  已故印度裔英国作家维·苏·奈保尔说：“一个作家要想在作品中表达出来的学识和经验既具有社会普遍性，又是个人情感的表露，这需要经过时间的磨炼，甚至需要他的一生来处理他的原始经验。”

  真正富有历史感和生活质感的文学作品，尤其是长篇作品，一定是作家深深扎根，与写作对象化为一片的结果。今天中国山乡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为写作提供了无限可能。但这样的变化，光靠作家打捞既有经验是没办法真正把握的。要写出像《山乡巨变》这样具有“既具有社会普遍性，又是个人情感的表露”的文学作品，还得像周立波一样回到乡村，这样才可以书写好乡村。

  对于一名高校教师来说，暑假是平时教学生活的一种调节，也是新生活状态的开启。暑假可以有较多时间来阅读，能参加一些专业学术会议，进行文学交流。因此，暑假的文学生活是很重要的生命拓展，更是自由舒展的诗意人生一部分。2022年暑假，我开展了三个向度的文学活动：一是文学调研，二是文学现场批评交流，三是文学讲座。

  2021年年底，我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百年中国乡土文学与农村建设运动关系研究”获得立项。平时忙碌没有太多时间去调研。所以，这个暑假我的第一个愿望就是去开展一个乡村振兴的文学调研活动。基于专业和相关阅读，我把调研放到了20世纪30年代梁漱溟从事乡村建设实验的山东省邹平市，事前我阅读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等论著。

  7月16日到17日，我们“百年中国乡土文学与农村建设运动关系研究”课题组一行7人来到了邹平。在滨州散文家李登建的引领下，我们拜谒了梁漱溟墓地，参观了梁漱溟纪念馆。位于邹平一中的梁漱溟纪念馆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展示了梁漱溟的事迹，对当时乡村建设的规章制度、组织机构、学员培训、农业新技术引进和产生的国内外影响等，进行了充分的展示。今天邹平市非公有制企业魏桥集团，名列世界企业500强，其主打的棉纺织产业与20世纪梁漱溟棉花改良的乡村建设实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7月17日，在邹平市政协、档案馆和文史馆等举办的座谈会上，当地文史专家深情回忆了改革开放之后对梁漱溟的专访，留下大量文史资料。梁漱溟之前所提出的农村组织化、农村经济发展的乡建主张在今天已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实现，他对农村精神出路，对农民向上精神的倡导，依然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17日下午，我们参观了《最后的乡贤》人物原型郭连贻的家。不大的院子里种植了疏疏朗朗的竹子、荷花、石榴、紫藤。能想象，在月朗星稀的夜晚，这位乡野的、民间书法家内心的精神空间及其坚守。或许这里面有这梁漱溟对乡贤、乡村儒学文化倡导的影响吧。

  调研之后，我回到了济南，参加了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郝敬波教授领衔的当代文学现场批评团队的文学研讨会。我阅读了会议要研讨的作品，作家艾伟的最新长篇小说《镜中》。《镜中》是一部建筑题材小说，其中有大量的建筑艺术创意设计知识，有东西方不同民族、文化的建筑艺术理念的碰撞与交融，有对建筑、世界、人性的深刻理解和表达。建筑就是世界、哲学、生命、人本身。好小说决定了研讨会的高质量。大家发言非常踊跃，对作品进行多个向度的文学阐释。

  7月30日，应山东文艺出版社的邀请，我参加了“阅读经典：与伟大的灵魂对线年年底，我出版了与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进行对话的两本书《对话的文学经典教育》和《现实主义与当代文学前沿》，以这两本书为基础开展本场阅读交流。阅读经典就是与伟大的灵魂进行精神对话，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成长，从而具有辽阔、深远的视野。借助于讲座，我把高校里的文学经典阅读教育推向大众读者，期望种下一颗颗文学的种子。

  7月31日在莒县，我为家乡的作家朋友举办了一个主题为“沂蒙山派文学与沂蒙精神”讲座，分析了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刘玉堂的《乡村温柔》、苗长水的《非凡的大姨》和赵德发的《通腿》《经山海》等作品的乡土意识及所呈现的沂蒙精神。

  8月2号，我参加了由山东省作协和山东省当代文学研究会等单位主办的张炜小说《河湾》研讨会。这部作品是张炜文学创作的一个新突破、新转折。人到了一定年龄就像河流一样拐弯。《河湾》主人公从历史纠葛中走出来，把历史前置化，把当下巨变的新现实放在聚光灯之下。《河湾》呈现了作家非常可贵的现实批评力和指向未来的建构追求。

  8月8日至11日，我应邀参加了云南《边疆文学》2022年文学笔会，做了“新时代如何书写新山乡巨变”的文学讲座。我从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阿来的“空山三部曲”等谈起，倡导新民族志、地方志、村志、个体史的书写。作家有必要增强新乡土写作理念和文化传承意识，把童年、故乡、民俗的东西写出来，传递给下一代中国人，传递到世界中去。

  8月12日，我参加了郝敬波教授主持对2022上半年中国小说状况的现场评点。以对付秀莹的《野望》、石一枫的《漂洋过海来送你》和林森的《湖里岸上》《唯水年轻》等作品的评点为例，我认为这样的文学批评显现出很强的现场性、在场性、对话性，同时呈现出某种可贵的整体性、文学史尺度，增加了文学现场批评的深厚和厚度。

  这个暑期，我还在《中国文化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新时代呼唤新山乡巨变文学》的文章。我认为，当代作家有必要书写刚刚发生以及正在发生的新乡村故事，提升对于当下现实的思想穿透力和对当下时代中心经验的解决能力，书写当下新故事；要通过把个人的日常生活和时代的宏大主题相结合，塑造新农村故事中的新英雄；新时代文学不仅要有时代新主题、新人物，也应该有艺术形式的多样化新探索；更要在重构乡村精神、乡村根性文化维度上进行创作，为新山乡巨变塑形铸魂。

  通过对梁漱溟乡村建设实验的调研和文学交流活动，我进一步意识到当代作家和研究者不能认为新山乡巨变写作是应景之作、跟风写作，而应该像梁漱溟那样，从根本的意义上，认识到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之于21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性和全局性意义与价值，认识到中华文化的独特性价值。作家应该强化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以文学的形式助力新时代乡村振兴，创作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山乡巨变文学经典。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暑期消夏渐近尾声，伴随着雨后清凉，我们完成了今年第9期《小说选刊》的编选。身为一名文学编辑，尤其是编辑小说，而且是做选刊，我觉得是莫大的福气。读小说本是自己的最爱，职业恰好又是每月从海量期刊出版物里选优拔萃、遴选出最靓的小说，岂不快哉！

  编选刊是一件严肃又有意趣的事，有意无意中，时令节气会悄然耦合在编辑的选稿志趣里。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清风徐来，水面清幽，风荷摇曳，佳作迭出。从王安忆、孙甘露，到鲁敏、石一枫、付秀莹，不同代际的作家们满怀激情捧出新作，谱写了一首首江山壮丽、人民豪迈的抒情诗篇。

  心怀“国之大者”，小说锦绣山河——这是《小说选刊》的编刊宗旨，也是当代小说家应有的气度和立场。这个夏天，我们在“中国好小说”“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专栏，选发了两位上海名家的力作：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王安忆的《五湖四海》，以及三位70后文坛干将的倾情之作：鲁敏的《金色河流》、石一枫的《漂洋过海来送你》、付秀莹的《野望》。五部长篇小说弘阔壮美、笔力遒劲，体现了新时代文学的新气象。

  两位沪上优秀小说家用各自眼光透视时代肌理，以千里江山之辽阔、五湖四海之磅礴讲述热烈、欢腾的人间故事。孙甘露和王安忆两位文学前辈同时出书，可遇而不可求。王安忆笔耕不辍，创作量大，每年出新书也算是正常的写作频率。而孙甘露出新长篇显得有些稀奇。这个当年跟马原、格非、余华等一起步入文坛的先锋作家，以《我是少年酒坛子》获得关注。这部《千里江山图》是先锋少年的“归来”之作。小说借题北宋少年天才王希孟所绘的传世名画《千里江山图》，描摹了发生于1933年的上海，我党地下工作者与敌特之间一场惊心动魄的秘密斗争，以冷峻、质朴的语调讲述了一段独特的红色革命史。革命者生生不息的红色信仰恰似夏日长风拂绕山岗，理想之光照耀黎民苍生和江山社稷。

  王安忆则是站在水边岸上，用耐心且深长的目光注视着时代和生活的变幻，以宏大的历史胸襟，扎实的细节书写，描摹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迁图与水乡人奋斗史。小说以《五湖四海》为题，略述三河河运简史，以一户淮北水上人家的生活故事、创业历程，映射社会的巨大进步以及时代大变局下的人性伦理。小说显现一个个鲜活的个体正在用各自或激荡或有序的力量，开凿通往幸福、通往未来、通往五湖四海的宽阔水道。

  三位70后作家则各自跨越时代长河，找寻世界烙印，痛饮生活泉水，以卓绝、敬畏的姿态，在现实、精神、理想中实现记录文学中国的追求。

  《金色河流》聚焦改革开放以来的时代弄潮儿，以纠结复杂的家族人物关系为叙事切口，结构出一个关于道德、情感、物质的精彩故事。小说将财富的继承作为故事的明晰主线，将主人公穆有衡的奋斗与创业置于隐流处，以穆有衡及其子女的不同选择呈现出时代的巨大张力。《漂洋过海来送你》以北京青年那豆漂洋过海为爷爷送行的故事为主线，将日常叙事与宏大叙事巧妙结合，深入挖掘人性意义上的情感纠缠，描摹出一幅新时代中国与世界的精神图景。《野望》用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二十四节气为框架，书写乡土中国的勃勃生机。小说宛如一幅乡村田园工笔画，聚焦女主人公翠台一家一针一线的生活细节。作家用日常性去思考乡土，用血缘和地缘结构乡村伦理精神，从蓬勃的乡野展现辽阔的人生。

  今年春天《小说选刊》开设“文学的风”专栏，收录了程永新的小说《风的形状》，配发了作家苏童的评论。苏童深情回忆20世纪80年代那个文学的风劲吹的时代。如今，作为《收获》杂志编辑的程永新重新出发，成为一名深情的作家。与《风的形状》同期，随风而来的是刘庆邦的《雪夜》，也是回忆青春年少时的纯洁美好，写一位少年雪地里寄宿的奇遇。刘庆邦被誉为“短篇小说之王”，大家手笔，其言情沁人心脾，其写景豁人耳目。

  春风既已成佳话，夏风依然沁心脾。真是无巧不成书。程永新与刘庆邦又同时发表新作，《他乡》和《梧桐风》两篇小说在今年第9期《小说选刊》上又一次相遇，让“文学的风”再次刮起。这是两篇温润人心、回望往事的佳作，似夏天的风，为读者吹来阅读的清爽。程永新《他乡》追溯主人公19岁时的青春爱情，几十年后回望当初，唏嘘感叹那个情窦初开的年华，甘蔗的清甜滋味蔓延。刘庆邦《梧桐风》写的是作家26年前偶然遇到的一桩悲伤的恋情。小说关注一位遇难工友未婚妻的艰难生活，优美如散文诗一样的语言流淌出巨大的悲悯。风吹梧桐，心似明镜。好作品是早晚要相遇的。

  无荷不夏，无酒不欢，无青春不甘甜。青春之荷于夏日里亭亭玉立。风有约，花不误，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小说选刊》在挖掘、推举优秀青年作家作品上不遗余力，今年8月夏荷初绽之时，在传统“新锐小说家”专栏的基础上，我们和浙江省文学院联手，推出“浙江新荷计划”作家作品小辑。浙江省的这项繁荣当地文艺的计划已经实施10年，入选作家年龄从70后延伸到了00后，形成了文学新浙军的人才梯队，也为文坛提供了新生力量。《小说选刊》的专栏中以80后作家方晓、赵雨、赵挺为主力军，90后作家章雨恬为排头兵，排布出一个有代表性的青年小说家作品阵容。

  1999年出生的新人章雨恬是北师大在读硕士，小说《观音洞》用婉转清丽的语调讲述了一场空山新雨后的长途旅行，在一个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里，婉转描述了两对小情侣的不同处世之道，让他们的出身、教养一目了然。另三位80后作家也各有其长：方晓的作品细腻流畅、娴熟婉转，《雨后》将男女主人公各自内心里声势浩大的激情凝缩于短暂静谧的相会，用绵密精致的书写呈现出感情中无常的特质。赵雨的《雨落无边》蔓延开来一个关于生命新生与消亡的叙事维度，偶然与宿命在作者虚构的时间之雨中折射出生命的光亮。赵挺的《赤地旅行》中，主人公和他的同伴贝壳正蓬头垢面、无所事事地行走在寸草不生的心灵赤地。另一边，他们笔下人鱼的故事也在悄然展开。

  花开盛夏，青春之荷繁茂鼎盛。山河锦绣，写作者和文学工作者们恒心笃定、精益求精。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已经体现在作家们的创作实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