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植物学中，梅，拉丁学名Prunus mume，是蔷薇科李属梅亚属的落叶乔木，有时也单指其果（梅子、青梅）或花（梅花）。西方人最初见梅，不知其名，以为是李，且来自日本，故称之为Japanese plum（日本李），今通行英译为Plum。然而，我国以“梅痴”而著称的工程院院士陈俊愉教授认为“梅”应当直译为汉语拼音“Mei”，并将宋人林逋的《山园小梅》一诗翻译为英文，介绍到西方世界，其中的诗题即译作Delicate Mei Flowers at The Hill Garden。

  林教授认为“梅”应当译作“Mei”，这一看法不无道理。据考古发现及先秦文献记载，梅早在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在我国先民的日常生活中了。1979年河南裴李岗遗址出土了梅果核化石，就是有力的证明。《山海经中山经》记载灵山“其木多桃李梅杏”，灵山约今湖北、河南交界的桐柏山、大别山一带；《神农本草经》称梅实“生汉中川谷”。经过19世纪以来植物学界、园艺界专业技术人员的探索与考证，不少学者觉得梅是中国原产，缅甸、越南等地也有自然分布，朝鲜、日本山区之梅系由中国传入之后野化而来，欧洲、大洋洲、美洲等地直到近代以来才逐步传入。显然，梅在我国出现的时间较早，且历史悠长，是最富有中国历史背景和文化特色的植物。所以，从文化发源的角度来看，中国梅对全世界梅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作为梅的重要组成部分，梅花自古以来就深受中国人的喜爱，尤得中国文人的欣赏与推崇。梅花之所以能够进入中国文人的视野中，并成为吟咏情性的审美对象，这与其作为花的自然属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中国文化自古就有咏物传统，咏花是中国文人诗词传统的一大宗。其中，梅花是我国历代诗词中吟咏最多的花卉。“花”意象植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具有独特的审美意蕴与精神价值。在《几首咏花的诗和一些有关诗歌的话》中，叶嘉莹先生对“花”可成为人们挚爱的成因做了极为精辟的分析：

  “‘花’之所以能成为感人之物中最重要的一种，第一个极浅明的原因，当然是因为花的颜色、香气、姿态，都具有引人之力，人自花所得的意象既最鲜明，所以由花所触发的联想也最丰富。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以为则是因为花所予人的生命感最深切也最完整的缘故。……人之生死，事之成败，物之盛衰，都可以纳入‘花’这一短小的缩写之中。因之它的每一过程，每一遭遇，都极易唤起人类共鸣的感应。而况‘花’之为物，更复眼前身畔随处可见，所以古今诗人所写的牵涉关联到‘花’的作品也极多，这正是必然的结果。”（叶嘉莹：《迦陵论诗丛稿》，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3页。）

  在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文化观念下，文人墨客借物喻意、借景抒情。花以其自身的特性而形成了人对花的丰富观感，不仅入诗入词，还入画、入雕刻，在多维审美场域中形成了意蕴深厚的意象群，成为人类抒发胸臆、比德比情的象征物。其中，陶渊明的菊、周敦颐的莲、林逋的梅、黄庭坚的兰，极大地提升了菊、莲、梅、兰等花卉意象的文化精神内涵。在诸多以花喻人、借花抒情、托花言志的传统中，梅花有着独特的地位。

  从植物的生长习性上来看，梅花花期特别早，多在早春一、二月开花，故而中国古人又把农历二月别称为“梅月”或“梅见月”。在春寒料峭的初春，天气乍暖还寒，梅花不畏严寒，静静绽放，俨然“百花头上”“东风第一枝”。梅花这种为众芳先、映雪傲寒的自然特性，在不同历史时期得到了文人士大夫的青睐，从而在数千年间不断地层累出内涵丰富、意义深远的梅花意象，并成为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象征之一。

  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梅作为一种物象，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尚书》所谓“若做和羹，尔惟盐梅”，《诗经》所谓“摽有梅，其实七兮”等，虽然只是借梅喻义，且此处的梅也非指梅花，但就其字面源头而言，此为其发轫之处。整体看来，秦汉以前，中国古人言“梅”，主要取其果实与材用，“未尝及其花”。显然在这一时期，中国古人对梅的认识主要出于一种经济实用的目的，并未上升到形而上的审美阶段。

  从史料记载来看，梅花意象被发掘始于六朝。在这一时期，梅“始以花闻天下”，最早多出现于宫怨题材的作品中，主要用以描摹佳人之娇媚，感叹韶华易逝，春光苦短。当时以古乐府《梅花落》为题的拟作，多从物候特点出发，关注“梅花风打头”、（[明]徐光启:《农政全书》卷11，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95页。）居百花之先的自然特性，并由此发掘出踏雪寻梅、折梅赏枝等题材。如南朝谢燮的《早梅》：“迎春故早发，独自不疑寒。畏落众花后，无人别意看。”此外，寒士之气的介入，出现了何逊表现映雪傲寒的代表作《咏早梅》：

  兔园标物序，惊时最是梅。衔霜当路发，映雪拟寒开。枝横却月观，花绕凌风台。朝洒长门泣，夕驻临工杯。应知早飘落，故逐上春来。

  自此，梅花意象从一种自然之物转化为名士风流、寒士风骨的精神表征，人格化的内涵使梅花不同凡俗，这也为宋代梅花意象全盛时期的到来奠定了至关重要的基础。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六七所说“《离骚》偏撷香草，独不及梅。六代及唐，渐有赋咏，而偶然寄意，视之亦与诸花等。自北宋林逋诸人，递相矜重，暗香疏影、半树横枝之句，作者始别立品题。南宋以来，遂以咏梅为诗家一大公案。”（《四库全书总 目提要》卷167，《郭豫亨梅花字字香提要》,四库全书本。）

  的确，梅花意象大量进入诗歌并蔚为大观，已是宋代的事。据学者程杰统计，有宋一代诗歌中“梅花题材之作（含梅画及梅花林景题咏）4700多首……咏梅词（含相关题材之作）1120多首……现存宋代咏梅诗词……是宋以前咏梅总数的50倍”。（程杰：《宋代咏梅文学研究》，安徽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这足可见，宋代文人对梅花文化品格的塑造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其中，北宋文人林逋和王安石是重要的代表，南宋当推陆游和范成大。

  林逋在咏梅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林逋（967—1028），字君复，赐谥“和靖先生”。林逋以高士的身份隐居杭州孤山梅园，终身不仕不婚，以种梅养鹤自娱自乐，被世人称为“梅妻鹤子”。诗人把自己高洁淡远的情怀投入梅花意象的时候，梅花意象就被赋予了丰富的人格意趣和道德内涵。王滢在《唐宋“国花”意象与中国文化精神》一文中认为：在林逋的诗中，梅花具有了清妙深幽的意志，并成为士大夫文人理想人格的象征，或人格自许的对应物，从而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梅花审美的全新格局。他的咏梅诗8首，被称为“孤山八梅”；另有《霜天晓角》《瑞鹧鸪》词2首，其中《山园小梅二首》以第一首最负盛名：

  “众芳摇落独暄妍”凸显了梅花不同凡俗、兀自独立的风骨，“疏影横斜”强调的是梅枝疏朗横逆的姿态，寄寓了一种苍凉淡雅、自由灵动的意蕴。林逋将梅花赋予了隐者风范的高洁人格，自此，“梅花”意象具有了不同凡俗、遗世独立、高洁绝尘的隐者意味。

  对后世咏梅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另一位北宋文人是王安石（1021－1086）。王安石有咏梅诗17首、《西江月》词1首，数量和质量均位于宋代诸名家前列，其中，流传最广的是《梅花》：

  王安石巧妙地运用了“白雪”这一与梅花时常共现的物象，以点明梅花盛开的自然环境，由此烘托梅花凌寒自开的高洁品质。诗人妙用同色互比的笔法，呈现出梅花傲世独立的卓然风骨。诗歌没有像林逋一样，对梅花、梅枝、梅影进行惟妙惟肖地描写，但一句“为有暗香来”就已将独自生长于逼仄墙角的梅花傲雪独立、凌寒独芳的品质和盘托出，从而营造了“此时无梅胜有梅”的“大象无形”的审美境界。

  审视整个咏梅史，王安石是一位承上启下的人物。他上承《楚辞》以香“比德”的创作手法和六朝咏梅的意象内涵，下启南宋梅花“比德”的最高境界。正如王滢所说：《梅花》一诗前两句以傲雪独放写梅“贞”，后两句以白雪相比写梅“清”，这为南宋梅花“清”“贞”“比德”的最高境界率先奠基。在北宋文人的基础之上，“南宋四大家”中的两位——陆游和范成大对梅花意象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贡献。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受家庭环境的影响，从小受到爱国思想的熏陶，终其一生不改爱国抗金之志。然而，诗人报国无门，仕途坎坷，被奸臣佞子所排挤，壮志难酬，却愈挫弥坚。陆游一生爱梅，真实的生活中的所思所感也寄寓到了梅花之上，共作咏梅诗159首，咏梅词5首。在《梅花绝句六首》其二中，诗人许下“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的宏愿，与梅花互化，以生命荐梅花。陆游以民族忧患感和人世沧桑感，提升了“梅格”，从而赋予了梅花独特的意蕴。在陆游的诗歌中，梅花成为诗人纵使屡遭摧折却不改其志的人生写照。失意英雄志士的兀傲形象成为陆游植入梅花品格中最深刻、最核心的部分。陆游咏梅的代表作《卜算子咏梅》：

  在词中，“驿外断桥”暗喻自身远离政治中心而处荒村鄙野的落魄境遇，“独自愁”显现了梅花形象孤立无援的现实处境，“零落成泥碾作尘”是其命运的无奈结局，虽然徒唤“奈何”，但“此香如故”，体现了愁肠百结却始终不改其志的坚毅。由此，驿外断桥边黄昏自愁的梅花，落寞中蕴含着几分悲郁惆怅，高洁而刚冷，孤拔、坚忍、兀傲的失意志士形象跃然纸上。

  与陆游不同，范成大（1126—1193）热衷于艺梅赏梅。范成大在范村栽培了大量梅花，并以梅花园而闻名于世。他悉心观察所栽培的各种梅花，并将其形态、色泽、花萼特点、梅枝特点、花香特点、果实特点等录入《梅谱》（又名《范村梅谱》）一书中，写出了中国第一部体例完备的梅花专著。在他的大力倡导之下，南宋文人于梅园雅集酬唱，促使咏梅文学蔚然大兴。同时，范成大首倡梅花品种的谱系之学，更是推动了梅花园林种植知识和赏梅兴趣的普及，使得梅花一跃成为园艺新宠，“学圃之士，必先种梅，且不厌多”。

  在梅花审美体系中，范成大最大的贡献是另辟蹊径地提炼出了“古梅”意象。南宋中期大片古梅林首次被发现，这使得“古梅”逐渐进入了南宋文人的审美视野中。“宜兴县之西，地名石庭，其地十余里皆古梅，苔藓苍翠，宛如虬龙，皆数百年物也。有小梅仅半寸许，丛生苔间，然着花极晚。询之土人云‘梅之早者皆嫩树，故得春最早，树老则得春渐迟，亦犹人之气血衰旺，老少之异也。’此说前所未闻。”（[宋]周密:《石庭苔梅》,《癸辛杂识》，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04页。）范成大独具慧眼地捕捉到了古梅卓尔不群的文化内蕴，并引领了梅花审美的新风尚——“老枝怪奇”之美。自此，“梅以韵胜，以格高，以横斜疏瘦与老枝怪奇者为贵”，（[宋]范成大:《梅谱后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这样一种新的审美趣味在南宋开始流行起来。在《古梅》中，范成大如下抒写：

  瘦硬老梅盘屈苍虬、奇倔强劲，与南宋危难频仍社会形势之下文人饱尝苍凉变幻的心态相交融，这形成了南宋咏梅的审美新内涵。范成大的《古梅》抒写的便是这样一种深沉的文化象征意义。可以说，范成大对“古梅”意象的发现和提炼，开辟了梅花审美的别样途径，为宋代梅花审美意象的整体性建构增补了最后一笔。正如研究者所言：“古梅怪奇脱俗、沧桑历炼的形象，以其老与嫩，刚与柔，枯与腴，淡与秾的对立和超越，最典型、最充分地体现了宋人高雅脱俗的精神理想。”（程杰：《宋代咏梅文学研究》，安徽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39-341页。）

  在这一新的审美趣味的传播过程中，梅花的审美特质和文化意蕴逐渐受到了士大夫文人阶层的深入关注，以梅为名号表其德成为当时的风尚。如李刘号“梅亭”、史达祖号“梅溪”、曹良史号“梅南”、王炎武号“梅边”等。自此，在宋大夫悠闲雅致的生活氛围中，梅花逐渐走上了中国文人审美观赏的至位，最终被推为“群芳之首”。

  可以说，宋人从不同角度发掘了梅花意象所蕴含的人格隐喻：林逋以高士隐逸襟怀注入，孤山之梅花与世无争，遗世独立；王安石注重“梅格”，墙角之梅傲雪独立，高洁清逸；陆游的驿外断桥之梅，孤拔坚忍，失意志士；范成大的古梅沧桑古朴，苍虬怪奇。梅花意象经由宋人全面开发，得以不断升华，成为“岁寒三友”之一、“花中四君子”之首。梅花意象由此获得了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道德操守之义：“于穷冬凝严之中，犯霜雪而不慑，毅然与松柏并配，非桃李所可比肩，不有铁肠石心，安能穷其至。”（[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16,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2页。）从六朝何逊到南宋范成大，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心仪梅韵，以梅比德，自此这条精神脉络千年未绝，一直延续至今。

  托物言志，以梅比德，文人士大夫赋予梅花意象丰富的人格内涵，与这一审美趣味稍有不同，梅花在民间日常生活中被寄寓了世俗的、功利的审美内涵。因梅花为五瓣，故而民俗中有“梅开五福”“梅鹤延年”“折梅赠友寄相思”之说。所谓“五福”，即“一曰寿，二曰福，三曰康宁，四曰修好德，五曰考终命”（《书经洪范》），梅花的五个花瓣分别象征长寿、幸福、快乐、顺利、和平，这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想象。因此，民间流传的吉祥图案也常以梅花为主题，如喜鹊在梅枝上高鸣，寓意“大喜临门”之意。可以说，上至皇亲贵戚，下至普通百姓，从服饰、建筑、绘画、瓷器、日用品物件直至取名等日常琐事中，梅花的存在可谓比比皆是，无处不在。

  中国文人士大夫的以梅比德，与民间日常生活的以梅寓福，这两种关于梅花意象的不同阐释，在历史的曲折行进中相互交融，共同构筑了中国的梅文化。梅花意象经过数千年的积淀与层累，不断鼎新扬弃，容纳了多重为世人所崇尚的人格精神，孤傲高洁、坚韧不拔的梅花，已然成为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图腾和精神象征之一。

  （贺滟波，文学博士，重庆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