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柳飞絮是每年春季的常见现象，大量的飞絮对人们的生活、生产活动及城市安全产生了较大影响，杨柳一时间成为公众想“一砍了之”的树种。本文从多角度阐释了杨柳不能一砍了之的原因，并对有关部门目前采取的一系列卓有成效的防治措施进行概括。此外本文认为，大量的飞絮除对人类自身、自然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外，还会影响社会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在城市精细化治理的时代要求下，飞絮治理是城市环境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要从以下六方面来一同推动飞絮治理，分别是利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构建智慧化的环境治理体系；坚持系统思维，强化顶层设计，协同推进飞絮共治；加大科技资产金额的投入力度，助力核心技术攻关；加大考核力度，建立城市飞絮精细化治理考评体系；引导多元主体参与城市环境公共事务治理，形成多元共治局面；探索对飞絮进行资源化利用。

  进入三四月，北京城区再次迎来一年一度的杨树柳树（简称杨柳）飞絮。飞絮如漫天飞雪，对人们的正常生活、城市环境，甚至城市安全产生了不良影响。不少市民戴着墨镜、口罩避免飞絮侵扰。对于敏感人群而言，有的人鼻腔吸入飞絮后，会打喷嚏、流涕、咳嗽；有的人皮肤会出现过敏性反应，表现为瘙痒；还有的人眼睛会红肿，严重者还须进行医疗干预。除了对人体健康构成威胁外，飞絮还可能对机械设备造成损害，例如阻塞机动车水箱和冷凝器，影响精密测量设备的准确度。此外，飞絮携带的种子含油脂，1棵成年杨树和柳树每年产生的飞絮量高达1公斤，飞絮在地面聚集滚成球后遇火可诱发火灾[1]。飞絮飘进配电箱，会造成设备散热性变差，若遇明火还会引发电气火灾。每年由于飞絮引发的火灾不在少数，成为城市安全的一大隐患。为此，不少人呼吁治理，将杨柳一砍了之。

  飞絮来自包括毛白杨、垂柳在内的多种杨柳科植物，是其传播后代的一种方式。北京的飞絮大多数来源于毛白杨、欧美杨、青杨、垂柳、旱柳等。杨絮是杨树的种子，在杨树的花成熟并裂开后，它们的种子会随风飘散。由于杨树的花朵缺乏蜜腺，无法通过产生花蜜来吸引昆虫帮助传播花粉，因此主要依赖风力来完成这一过程，故属于风媒传粉的植物。相比之下，柳絮是柳树的种子，是通过柳树的单性花朵来传播的。柳树的花朵虽没有花被，但它们拥有蜜腺，能够分泌花蜜吸引昆虫，从而帮助花粉的传播，因此柳树属于虫媒传粉的植物。柳树和杨树一样，都分为雌性和雄性两种植株。雌性植株的花序由多朵小花构成，这些小花成熟后会发育成小蒴果。小蒴果内部含有白色的絮状物质，当种子完全成熟时，这些絮状物质会携带种子随风飘扬，进行种子的传播。借助风力传播寻找合适的土壤完成繁衍，这就是我们常见的“杨柳飞絮”现象。有人因飞絮的存在而片面否定了杨柳的价值，一时之间，杨柳被定义为“污染树种”“禁栽树种”[2]。

  一方面，除了飞絮的问题，我们要看到杨柳在防风固沙、涵养水源、绿化美化城市及固碳等方面的作用。一是基于民生考虑问题[3]。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市区及其周边地区绿化覆盖严重不足，全市森林覆盖率仅为8.9%，市区树木也仅有6.4万余株。缺乏植被的北京城，必须应对春季沙尘暴和夏季洪水泛滥的挑战。上世纪70年代，北京甚至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宣布为“世界沙漠化边缘城市”。在当时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水平发展程度有限的情况下，考虑到综合成本效益、土壤适应性、生长速度、成活率及绿化效果等多重因素，种植杨柳成为当年城市绿化的主要选择，因其“经济实惠见效快”，为城市绿化与发展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此外，杨树具备高、直的特点，且耐旱耐碱，长得快，树形高大挺拔，毛白杨的高度可超过30米，对于打造首都宏伟壮观的城市景观有着非常明显的正向作用。若没有杨树，北京的绿色天际线米的高度。柳树形态优美，有长达10个月的绿叶期，是北京城区中发芽最早、落叶最晚的乔木树种。若没有柳树，北京的绿色维持的时间将会少1个月。由于杨柳雌株生长速度较快，且苗木质量较好，其整体表现通常优于雄性植株，因此苗圃在培育时更倾向于选择雌性植株。杨柳尽管在春季会短暂地产生飞絮，但在大部分时间里，它们能够吸附灰尘、降低噪音、提供阴凉，为城市景观增添绿色和美感。杨柳的快速生长、长绿期、高生态效益，以及适种范围广泛的特性，使它成为北京乃至北方大部分地区绿化的主要树种。二是杨柳在北京的本土树种中，其碳固定能力很突出。1株胸径20厘米的杨树，1年能吸收172公斤二氧化碳，释放125公斤氧气，滞尘16公斤，这相当于一辆普通小汽车行驶960公里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量；1株胸径20厘米的柳树，1年能吸收281公斤二氧化碳，释放204公斤氧气，滞尘36公斤，相当于一辆普通小轿车行驶1570公里的排放量[1]。杨柳较强的固碳能力对于巩固、提升森林ECO碳汇能力及助力实现“双碳”目标任务具备极其重大意义。

  另一方面，除了杨柳自身的因素外，飞絮成灾还与北京独特的气候特征和快速城市化紧密关联。北京春季降雨量少，气候干燥，且常有强风天气，这一些因素均为飞絮飘飞创造了有利条件。若在飞絮大量飘散时期无显著降水或持续性降水，飞絮的再次飘飞将会持续对居民日常生活造成影响。在自然环境下，植被、土壤、水体等对大多数飞絮有一定的滞留能力，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地面普遍硬化，大量的硬化路面为飞絮提供了飘飞的良好条件[1]，硬化地面上的飞絮遇风会再次飘飞，加剧了飞絮影响。

  北京杨柳的蓄积量占到所有树木蓄积量的约40%，在主城区和平原区可以精准定位监测到的约有570万株，杨柳为我们防风固沙、美化天际线作出了巨大贡献，故早年间，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市民，都没有将飞絮视为一个一定要解决的问题，而是呼吁个人自我防护的重要性。随着城市治理精细化水平的不断的提高，飞絮治理慢慢的变成为重要课题。考虑到生态效益和成本，如果大量伐除杨柳，这将不可避免地对城市的生态环境、绿化景观及生态平衡造成破坏，导致非常严重的生态损失。怎么样才能做到扬长避短，才是我们应当集中精力探讨和解决的核心问题。治理飞絮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须通过科学防治，达到标本兼治的效果。

  从“标”治理入手，短期减少飞絮产生。对全市范围杨柳开展专业普查，建立数据库，对树木进行精准管理。目前，全市园林绿化部门依据杨柳雌株飞絮数量、生长状况及分布情况，最广泛采用的治理策略是“修、喷、嫁、滞、注射”，这些方式不仅效果非常明显，而且对生态环境友好。“修”即修剪，在保持树木原有形态的基础上，去除雌株的病弱枝、交叉枝和过密枝条，其上的花序也会随之脱落，可减少飞絮。“喷”即日常的高压水枪冲洗，每年飞絮高发期，使用高压水枪对雌性杨树柳树进行冲洗，特别是对于较高的毛白杨，采用高压炮雾车，通过其强大的风力将水雾直接喷射到树上，使枝头的絮状物迅速脱落，可减少飞絮。同时，水雾可使地面湿化，减少飞絮二次飘飞。嫁，即“嫁接换头”，指通过技术方法将优质雄性枝条嫁接到雌性树木上，通过油锯切除树头，然后将雄性接穗嫁接到砧木上，并用塑料薄膜和胶带密封切口，将雌性树木转变为雄性，从而根本性地解决飞絮问题。滞，即“滞”即滞留飞絮，加强灌木花草的栽植。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已经开展了针对地面的专项治理行动，在林下种植了二月兰、板蓝根、苔草等乡土植物。这些植物不仅仅可以覆盖的土壤，提高环境美观度，丰富林地的生态系统，还能够截留大约20%至30%的飞絮。“注射”即给树干注射“抑花一号”花芽抑制剂，作用是干扰树干内原本应发育成花芽的分生组织，使其转而发育成叶芽。经过注射处理的树木在来年将不会开花或者少开花，由此减少了飞絮的产生。研究表明，注射抑制剂可减少90%的飞絮。这些措施都是治标不治本，且投入成本比较高，如“嫁接换头”的前几年影响美观，且存在安全风险隐患；注射法仅在当年有用，且花费不菲。根治飞絮，须逐步淘汰有飞絮的杨柳雌株，发展种植无飞絮的杨柳雄株。

  从“本”治理入手，长期减少飞絮总量。一是源头控制，对飞絮的杨柳雌株实行禁入制，不再新种杨柳雌株。2013年，北京市出台《北京市主要常规造林树种目录》，其中明确规定了在造林过程中一定要选择雄性杨树。此外，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也明确了自2015年起，在所有园林绿化项目中禁止使用杨柳雌株。这些措施都是从源头上控制飞絮产生的方式。二是按时换树种，对林木采伐更新。杨柳过熟林或长势不好的杨柳雌株，其碳汇能力也会随之下降，结合老旧小区绿化改造项目，应及时对其更新为杨柳雄株或其他树种。三是要科学配置树种，增加城市绿地面积，增强植被吸附滞留飞絮能力。造林时要有营造多树种、乔灌草相结合的混交林模式意识，减少杨树或柳树纯林栽种面积，形成乔灌草立体复合结构，不断丰富园林绿化的树种多样性，提升ECO的物种多样性，实现园林绿化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四是要加强无絮杨柳苗木的培育。杨柳具有“雌雄异株”和“无性繁殖”的生物学特性，这为培育无飞絮的品种提供了理论依照和实践途径，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飞絮问题。如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联合北京林业大学，引进适宜北京的无飞絮新品种，筛选“京雄1号”等优良品种5个。“京雄1号”优良品种的成功选育，既保护和利用了北京的毛白杨古树资源，又为从根源上缓解困扰北京市民的飞絮问题提供了有效途径。

  城市精细化治理下的飞絮治理不能仅满足于以上传统的治理方式。习在上海考察时曾强调：“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一流城市要有一流治理，要注重在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上下功夫”[4]。城市环境治理作为城市治理的重要内容，数字化与精细化是时代的要求。飞絮治理是当今城市环境治理中的一大重要工程，也面临着新的时代要求，具体而言，应做好以下六方面的工作。

  一是利用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构建智慧化的环境治理体系。将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整合融入到城市环境治理的理念中[5]，以此推动环境治理向更精细、更高效的方向发展。依托物联网、云计算、地理信息系统等新技术，建立飞絮网格化监测系统，对杨柳雌株进行数字化定位，加强对杨柳雌株的针对性监管治理，切实做到“有的放矢、精准防治”，实现治理思路从以往的末端治理向源头预防转变。建立网格化大气飞絮浓度监测预警系统，包括传感装置、数据处理及预警装置。传感装置用来检测大气中飞絮浓度。数据处理及预警装置用于对飞絮浓度数据来进行分析，在飞絮浓度超出设定阈值时向用户终端发出警告信号，实现飞絮治理的精准化、智能化。

  二是坚持系统思维，强化顶层设计，协同推进飞絮共治。飞絮不仅影响市民健康、市容市貌、城市安全，飞絮还会对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造成较大影响。飞絮堆积会堵塞城市排水系统，降低城市排水能力，增加城市内涝风险；堆积在水面上会遮蔽阳光，妨碍水生植物进行光合作用，进而影响其生长，破坏水生态环境。故飞絮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要突出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强顶层设计、整体谋划。如，可结合地区实际多部门联合印发《飞絮综合治理实施方案》《杨柳雌雄株辨识技术要点》等相关文件，统筹城市管理、水利、交通、应急管理等有关部门对飞絮易发、多发地段提前干预、错峰错时实施综合治理，最大限度地将危害和安全风险降至最低，确保公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飞絮治理，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由被动应对到主动预防的重大转变，为美丽城市建设制定政策依据。

  三是加大科技资产金额的投入力度，助力核心技术攻关。首先加大财政资产金额的投入。加大对森林育种研发及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平台、林业监测信息网络站点平台建设力度。加大对林业良种培育、数字林业、林业科学技术创新能力建设等林业科学技术工程的财政资产金额的投入。加大对林业育种科学技术人才的培育和激励。建立公平、公正的竞争与薪酬激励机制，实际做到按岗位贡献定酬、按业绩定酬，实现关键岗位高收入、一流业绩一流收入，营造起有利于促进林业育种科学技术人员大胆创新、刻苦攻关的激励氛围。加大对林业育种企业的技术创新的支持，增强林业企业市场竞争力。其次，加大金融扶持力度。良种培育周期长、投资体量大，但林业的性质决定了其前期资产金额的投入多、经营风险大等特点，又严重制约了金融机构的贷款意愿，因此金融资本进入林业育种必须依靠政府强力推动。对林木育种企业给予必要的财政补贴和税收减免，鼓励林木种业发行种业债券，探索建立林木育种基金。最后，鼓励引导社会资本投入。鼓励和引导各种社会资本投入林业育种工作。建立多元化林业育种投入机制，多渠道增加林业育种经费，最终形成以公共财政投入为主，银行贷款、社会资本投入等在内的多元化林业核心技术投融资体系，尽快突破长期制约杨柳飞絮的关键性技术难题。

  四是加大考核力度，建立城市飞絮精细化治理考评体系。城市环境不仅仅具备属地性，同时也展现出开放性和动态流动性等特征[6]。面对大气污染、水污染等环境治理议题，由于它们往往牵涉到更复杂的区域和多方主体，因此难以明确划分责任和权力的归属[7]。数字化技术为治理空间和目标对象的更精细划分，以及网格化管理提供了可行性。将数字化引入飞絮治理过程中，要落实飞絮污染治理工作属地责任，厘清“谁的树、谁负责、谁治理”原则。将飞絮治理纳入各部门春季目标责任考核体系。可根据本地实际构建考评指标体系，组建以政府为主导、政府机构和第三方中介组织为主体的城市飞絮治理考评队伍。定期将考评结果向社会公布，接受市民监督，根据考评情况做“赏优罚劣”，通过考核的方式保证飞絮精细化治理效果。

  五是引导多元主体参与城市环境公共事务治理，形成多元共治局面。自2015年《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试行）》和2018年《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等政策文件发布以来，我国城市环境治理逐渐展现出管理权下放的趋势，即治理的社会化特征日益明显。这表明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正在重新构建，共同治理成为城市环境治理的新方向。城市精细化治理的社会化，是指以社会需求为出发点，鼓励公众和社会组织参与到城市治理中，如采用公共服务外包和购买服务等方式，利用市场化和专业化手段来解决城市治理中的问题，以此来降低成本。对于飞絮的清理工作，一样能采用公共服务外包和购买服务的方式来进行。同时，在便民、利民基础上的精细化管理还应调动居民群众、志愿者的积极性，倡导公众参与，发挥好公众在杨柳飞絮治理、杨柳生态价值宣讲中的及其重要的作用。统筹政府、社会、公众三大主体，推动飞絮治理整体的结构从单一主体向多元共治转变。

  六是探索对飞絮进行资源化利用。杨柳飞絮碳纤维含量高，有关科研部门可研究是否能将飞絮变废为宝，研究将其加工成纤维板、肥料等产品是不是可行，减少废弃物产生。《ACS-Applied Materials & Interfaces》（应用材料与接口）上曾发表过刘旭庆教授和刘雍教授的文章，他们发现木棉纤维具有中空结构[8]，因此，他们以木棉树为设计原型，开发了一种环保型净水材料，堪称“以废治废”“以污治污”的典范。

  城市精细化治理下的飞絮治理，是城市环境治理中的一项重要课题，它不单单是环境问题，更是与公众紧密关联的民生问题。当前，数字化和绿色化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已成为全世界发展的重要主题[9]。不断的提高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也是我们要面对的时代课题，飞絮治理的数字化、智能化、系统化，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也应是我们未来工作的着力点。

  此外，也要引导公众理性看待飞絮问题。植物界遵循着雌雄共生、世代相传的自然法则，这是自然界永恒不变的规律。飞絮现象是季节性现象，我们没办法完全消除，但能够最终靠一些措施来减轻其对市民日常生活的影响。因此，园林绿化等有关部门须充分的利用电视、抖音、微信、宣传栏等多种渠道加强科普宣传，提升市民对杨柳的生态价值和效益的认识，促使人们以更加理性的态度看待飞絮现象，并提高他们的自我防范意识和防护技能。同时积极提倡各地区在居住区减少杨柳雌株栽种，筛选出适应当地立地条件下的树种，营造混交林，更好地发挥森林群落更大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引导全社会充分理解无絮杨柳的意义，在造林绿化过程中选用优良雄株苗木，提高全社会种植无絮杨柳的意愿。此外，还须引导公众在飞絮大量飘散期间，避免到处乱丢烟头、避免在户外使用明火，防止引燃飞絮引发火灾事故。

  [1]杨晓刚,何建勇.长短期治理结合种质创新杨柳飞絮治理做到有絮不成灾5万古树繁育毛白杨雄株将上岗[J].绿化与生活,2023,(05):9-15.

  [2]李远想,刘晴丽,陆高亮,等.周口市杨絮治理及无絮杨发展的建议[J].现代农村科技,2023,(02):61.

  [3]吴学安,李鑫欣.治理杨柳飞絮需要从生态视角综合考量[J].绿化与生活,2023,(05):28.

  [4]习在上海考察时强调 坚定改革开放再出发信心和决心 加快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N］.人民日报，2018-11-08（1）.

  [5]黄松,谭腾.城市环境精细化治理的内涵机制与优化路径——基于数字化视角[J].重庆社会科学,2023,(08):58-74.

  [6]李程伟.现代城市环境精细化治理路向探析[J].信访与社会矛盾问题研究,2020(02):2-8.

  [7]彭勃，刘旭.破解基层治理的协同难题：数字化平台的条块统合路径［J］.理论与改革，2022（5） ：42-56。

  [9]李海生，建设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N].人民日报，2023-12-1（9）.

  1作者简介：张杰（1993-），女，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