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邹城贤母园内的孟母教子塑像下,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观赏,讲孟母教子的故事。

  邹城北齐村,村民在百年老树下乘凉。村里的树木、井口百年内未曾遭到破坏。

  儒学,一门根源于几千年前的民间传统文化,怎么讲,老百姓才爱听?怎么做,才能不流于说教和口号?在这场延续数年的民间传统文化教育实践中,政府和民间又该各自发挥怎样的作用?在孔孟之乡这个特殊的文化试验田里,怎么样才可以走出一条持久的道路?

  如今的变化让曲阜市导游服务公司资深导游李学新感慨万千。“2014年9月,我上第一堂儒学课,提前准备了一个月,带着《快乐达人——孔子》的课件,来到曲阜市尼山镇小烟村。可能是我讲的内容有很多论语经典,村民们听不懂,讲到一半,原本50多名听众走了一大半。”

  “那时候我才意识到,对村民一定不可以‘站在云彩上’讲孔子,就跟说评书一样最好。”从那之后,李学新上课再也没准备过电子课件,“我讲一个小时,只要他们能记住一个故事或明白一个道理,那这堂课就成功了。”

  到底怎么讲才能让儒学课堂接地气?这种困惑,不仅李学新有,那时候上过课的老师和志愿者几乎人人都有。像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尼山圣源书院秘书长赵法生等专家学者,还有济宁各级公务员等,他们牺牲周末休息时间来到乡村,付出劳动不拿报酬,为吸引老百姓听课,还要自己出钱买点小礼物,但仍然达不到理想效果。

  “儒学专家讲课虽然专业水平高,但难免出现理论性偏强、不贴近农民生活的问题。此外,志愿者讲师进村授课,也耗费不少人力和财力。”曲阜市宣传部副部长岳耀方说,为了解决不接地气的问题,曲阜市决定从乡贤中选老师,通过村民选举,从各乡村德高望重的村民、离退休教师和干部中推选教师。然后根据村庄特点进行针对性授课,在教育学生的方式上也更接地气。而政府会邀请儒学专家学者,对乡贤教师每月培训一次,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了解村民的学习需求,并对教育学生的方式和内容做指导。

  此后,不管是乡村儒学讲堂、百姓儒学讲堂,还是孔子学堂、孟子公开课、国学公益讲堂,形式上都慢慢的变轻松活泼和丰富多样,它们遍及济宁市大大小小的学校、街道、广场、图书馆、书店,甚至化身于广场舞的大喇叭里,以及到处可见的小标语、小评比、小故事里。

  “其实上国学课针对性是很强的,年龄大的人,受五四运动和‘文革’影响,对孔孟文化有误解；年轻人从小生活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下,对儒家文化并不了解。在过去是用书院、私塾宣传儒家文化,后来这一些地方被砍掉了,学校又没有起到传播民间传统文化的作用,于是我们对儒家文化越来越陌生。”孟子研究院办公室主任殷延禄说,“所以我们要研究经典,要给老百姓上课,正本清源,让大家看清儒学的本来面目。”

  尤其是民间传统文化进企业,也正是企业所需要的。社会竞争压力的加剧,大量流水线密集型企业出现,慢慢的变多的工人和企业家陷入了迷茫和困惑。这几年,山东省内外很多企业主动来到济宁,联系相关专家和培训机构到企业培训。“服务型、生产型,还有流水线企业都有,企业老板一般注重对员工的孝道、感恩、诚信、团队合作、相处之道的培训。”儒源文化集团副总经理孙倩说,“还有很多企业老板自己也主动参加培训,他们更注重学习诚信、儒商、团队向心力,儒家治企之道,以及反思内心的禅修。”

  不久前,曲阜小雪街道武家村村民孔某,因自己家的核桃树枝伸到了邻居家的屋檐被砍掉,就跟邻居吵了起来,然后一起到村里的“和为贵”调解室评理。等待的过程中,孔某看到墙上挂的“德不孤,必有邻”这些语句,一下子想起了去年就是邻居把他突发脑溢血的老母亲送到医院,救了老母亲一命。于是他不声不响地拿着500块钱去邻居家道歉,而邻居死活不收,此事终以皆大欢喜结局。

  “每周帮父母做一次家务；每月给父母洗一次脚……”在曲阜,这是针对干部官员的孝道标准,而且官员们身上有条“红线”:不孝不提拔；“每月给父母零用钱,买几件衣服,每周带父母去逛几次大集……”这是针对普通村民的。

  儒家的“仁政”、“廉政”,也不只是挂在干部官员的口头上。“大冬天里急得我一脑门子汗”,这是曲阜市各职能部门一把手适应了三年,直到现在还没适应的“特殊习惯”。从2012年开始,曲阜市推出“群众最不满意的十件事”征集,然后由网友和志愿者成立群众评议团,全程督办整改情况。于是,每年最冷的腊月里,面对咄咄逼人毫不留情的群众监督,多位一把手被逼得脑门子上冒了汗。那状态,比电视问政节目里对着主持人的感觉,好受不了多少。

  一手来硬的,一手来软的；一边讲孔子,一边装笼子。在曲阜,各街镇、市直部门的一把手都被分了权,此谓“五不直管”——不直接分管财务、人事、行政审批、物资采购、工程招标,而是通过签订“授权委托书”,分别教给不同副职分管。权力进了笼子,用制度帮助一把手养廉。此外,从去年开始,曲阜市包括市委书记、市长在内的10位领导的秘书一律取消,“没人提包端水,才能扑下身子。”市民们说。

  八九十年前,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等人,都曾在中国农村实行过各式各样的乡村建设和实验,有的推崇乡村教育,有的回归民间传统文化,有的试图从生计、文艺、卫生和公民“四大教育”入手,全面革新乡村制度。他们中间不乏著名学者,甚至留洋精英,但他们的实验最终都失败了。

  “在村子密封起来搞实验,只有几个精英人物支撑,靠韩复榘等军阀点两个赞,这样的乡村实验注定要失败。”有专家这样认为:“我们今天的民间传统文化教育,是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下,是农民、工人、学生、专家、企业、政府公务人员一起参与的活动,既有教育普及,又有制度规范,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一定会为民间传统文化在中国的发扬光大趟出一条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