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福岛核危机之际，国内媒体迅速跟进报道，这是一件有科学内涵的社会事件，于是辐射当量剂量单位（Sievert）这个本非日常用语的词，一时大量出现在电视、广播、报纸、网络上

  在这种混乱局面中，科技名词，这个平日里淹没在行文中的细节，成为一个“独立事件”。

  按有关部门规定，科技名词，一经定名，全社会都应该遵守规范、统一使用，而“希沃特”这个早已定名的词，为什么却一时间使用得混乱不堪？

  不久前，记者在全国科技名词委员会了解到，科技名词从定名、推广到规范使用，都是一个“历史性”难题。

  科技名词的定名问题，伴随着现代科学传入中国而产生。在新中国成立前，为科技名词定名的“群体”，在一个多世纪里，几经“接力”。为科技名词定名的人群不同，其目的不同，定名方式和法则，也颇多差异。

  “西方的传教士，是最早对科技名词进行翻译、定名的群体。”科学史学家、科技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罗桂环介绍说。

  这些传教士为便于传播，在定名时尽量寻找汉语中对应的表达，来制作新词。比如植物学，就是将汉语中原有的“植物”一词，和“学”结合起来，表示Botany的语义。而日本则不同，直接对Botany进行了音译，表示这个学科。

  在罗桂环看来，由于传教士的目的，更着重传播而不是科学性，在他们为科技名词定名时，科学性不是第一位的。

  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在接受西方文化的速率上，开始落后于日本，一批中国留学生赴日“间接”接受西方文化。于是留日学生，在为科技名词定名时，出现了“哈日风”。

  还以植物学为例，在中国颇为常见的柑橘类植物，被称为“芸香科”，这是日本对这类植物的译法。芸香在日本很常见，而在中国，如果译为“柑橘科”，则更方便公众对这类植物的理解。

  此后不久，更“直接”接受西方文化的欧美留学生，开始主导中国的科学舞台，对科技名词又进行了一轮修正。于是植物学中，又出现了“山毛榉科”这样的名字。山毛榉树遍布欧洲，而大多数中国人，从没见过这种植物，对中国人来说，如果以山毛榉树同科植物板栗来命名，要亲切得多。

  对科技名词的鉴定和规范工作，从清末就开始了。1909年，清政府曾设立科技名词“鉴定馆”。在民国时期，科技名词使用相对混乱，规范工作绝大多数都是民间自发行为。到1949年，出台了各种科技名词草案近50种。

  新中国成立之初，郭沫若曾领导过科技名词的规范工作，然而在上世纪60年代一度中断。

  1978年，由中国科学院牵头，在严济慈的领导下，再次展开科技名词的规范工作，并于1985年成立“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后改名“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

  2003年，突发传染病危机席卷我国，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非典”、“SARS”的称谓并存于口头与书面表达中。如今，这种被中国公众称为“非典”，被西方缩写为“SARS”的疾病，被中文书写规范为“萨斯”。

  从“非典”到“萨斯”，解释了罗桂环所说“科技名词定名，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要考虑的因素很多，也有相当的难度”。

  “科学性，是科技名词定名的首要法则。”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副主任刘青说。非典型性肺炎，这个广为接受的说法，从科学性上考虑，并不严谨、全面。因此，定名者们从科学上考虑，并在兼顾习俗的基础上，为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的缩写SARS，找到了“萨斯”这个中文书写方式。

  然而，有更多类似词汇的定名，由于历史久远，由于学界内部争议，远比“萨斯”更纠结不清。

  一些学者，在总结我国十八、十九世纪以来的翻译史时认为，当时很多译法的“误导”一直延续至今。

  在科学上，人们熟悉的“物理”一词来自《庄子天下》：“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对这个“研究物质结构、物质相互作用和运动规律的自然科学”的学科来说，有点“大词小用”了。

  同样的大词小用，也出现在社科领域，“经济”来自“经世济民”，《外语教学与研究》主编王克非说：“倒不如译成财学更贴切。”

  “名不正则言不顺”，用词不准确，不仅会带来沟通混乱，也会带来思维混乱。对于“白马非马”的“名”“实”之争，早在公元前就开始了。

  在很多儿童科普读物中，讲到熊猫时，常要多作几句解释“熊猫不是猫”。熊猫这个词在早期定名时的失误，就注定了在谈到这种动物时总要多说上几句。

  在我们的语汇中，这种“失误”的词多了，在沟通、交流、传播时，仅“正名”就要花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失误的词得不到修正，“有历史、习惯因素，也有学界内部的争议。”刘青说。

  皮肤过敏，皮肤瘙痒、红肿，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症状。这种症状，目前的规定称谓是“变态反应”。多年来，一些学者提出修正为过敏反应，然而学界内部始终没有达成统一。而在大量药品说明书上，出现的是人们更容易接受的不规范用法过敏反应。

  1920年，刘半农写了一首白话诗《教我如何不想她》。相传，这首诗是刘半农，为推广他首创的“她”字而作的。作曲家赵元任将此诗谱曲，传唱开来。

  为了一个简单、常用字的推广，刘半农可谓煞费苦心，而那些不常用、不简单，甚至相当深奥的大量科技名词，在推广上的难度，可想而知。

  更不用说，这些词由于历史原因，音译、意译，科学、习俗并存的局面，更使其无规律可循。

  根据刘青介绍，目前我国已经规范定名的科技名词，多达几十万条，涉及81个学科105种。“不常用性，是推广上的一大难点”。因此，在规范使用上，首先要求科学界和传媒界的配合和自律。

  “西弗”是“希沃特”的台湾用法，首先由于媒体缺乏规范观念，使用并传播出来，引起用法混乱。

  由于不常用，监管难度也很大，媒体的监督部门，无法像发现普通错误一样，可以及时有效地发现科技名词的使用错误，就形成了“有规定、规范，而无法执行的局面”。

  “要真正的完成监管，需要科技名词审定委员会的参与。”刘青说，“而目前，以我们的人力、物力条件，都没办法做到。”

  因此，推广工作在当下更着眼于未来与大局，通过规范课本、规范教育，加大对有关人员的培训规模和力度，并利用互联网等手段规范常用科技名词。

  “从乐观的一面看。”刘青说，“尽管科技名词多达几十万条，而常用的并不多。”据统计常用科技名词约25000条，高中以下教育所涉及的更只有10000条左右。因此，集中精力在未来一二十年间，将常用词的规范工作做好，还是能做到的。

  希沃特在台湾叫西弗，大熊猫在台湾叫猫熊，软件叫软体，航天飞机叫太空梭词汇的不同，为海峡两岸的科技交流，制造了一定的障碍。

  为海峡两岸的科技交流“清障”，是全国科技名称审定委员会正在进行的另一件大事。

  一年多以前，曾提议两岸合编《中华大辞典》。全国科技名词审定委员会原副主任潘书祥说，从某一种意义上，我们已开始在科技领域进行尝试。目前委员会正着手《海峡两岸科技名词大词典》的编写出版工作，旨在为两岸的科技交流，提供“正名”对照手册。并希望为整个华语圈中更顺畅地交流与沟通，作一点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