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棠，1934年1月出生于河南开封，籍贯江苏南京。国家一级演员，专业方面技术一级。十四大代表，第八届、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影家协会第六届副主席，八一电影制片厂原厂长，少将军衔。1952年参军加入总政京剧团，后调入总政线年调入八一电影制片厂，1962年当选“新中国22大电影明星”。主演的影片有《神秘的旅伴》《英雄虎胆》《边寨烽火》《野火春风斗古城》等，导演、编剧的作品有《翔》《老乡》《芬芳誓言》等。1958年，获第11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青年演员奖；2001年，编导的电影《芬芳誓言》获第21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奖、第24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第7届中国电影华表奖评委会奖等；2005年，获国家人事部和国家广电总局授予的“国家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称号，被选为“中国电影百年百名优秀演员”；2009年，获第12届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金凤凰奖终身成就奖；2012年，获华鼎奖中国电影终身成就奖；2015年9月19日，获第3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终身成就电影艺术家荣誉称号。

  王晓棠出生在一个艺术氛围浓厚的家庭，自幼好学，颇爱读书。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跟随父母辗转多地学习生活，并开始接触艺术。中学毕业后，王晓棠赴沪报考上海剧专，却机缘巧合成为了一名军人。她天资聪颖、勤奋努力，很快从报幕员和群众演员，成为全民喜爱的女电影演员。

  田园：您的童年和青少年是在辗转各地中度过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您一直喜欢读书，是否受您家庭的影响？您觉得阅读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有咋样的价值？

  王晓棠：阅读对我的一生影响很大。1934年，我在河南开封出生，那时东北抗日战争已经爆发。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全家搬离开封，父母把所有的东西都送人了，只留了书用柳条箱带走，两年里辗转从南阳、武汉、万县、涪陵，最后到了当时的大后方——重庆。我喜欢读书，的确是受到了家庭的影响。我的父母除了上班或者陪我之外，最多的时间就是用来看书。所以我从小就认为书一定是好东西。在我还没有正式认字的时候，父亲就用笔在纸的正面写了“手”字，背面画了“手”的图样，通过这样的方式教我认字。我认字之后的第一件事儿就是看书，遇到不认识的字，父母就教我查字典，渐渐地，读书成了习惯。所以我上学以后，语汇多、口才好、思想活跃开阔，作文常被当作范文读，还代表学校参加重庆市中学生演讲比赛获得了全市第一名。

  阅读不一定只是读书，还包括读报刊、杂志、字典词典等等。我有时候就直接读工具书，打开《辞海》的时候，我感觉自己是个文盲。阅读是一种积累，是终生的事。不管什么职业，尤其是艺术这一行，你不可能表达你不知道的、超出你了解和理解的东西。像在电影行业，编、导、演、摄、录、美、化、服、道、剪接等，拼到最后实际上都是在拼文化。

  田园：文艺氛围对文艺工作者的成长有很重要的作用。您在青少年时期一直得到良好的熏陶，还学了三十多出京戏。据说您后来成为电影演员跟这也有关系。您是在怎样的熏陶下最终成为一名军队文艺工作者的呢？

  王晓棠：我的父亲画国画，分管文化工作；母亲画油画，他们爱好戏剧，我从小跟着他们看了很多话剧、电影，还随京剧女名伶郎定一学习了包括《红鸾禧》《铁弓缘》《春香闹学》《游园》等三十多出京昆戏。1946年，父亲因对腐败的不满而辞职，1948年我随父母从重庆回到南京，又搬到了杭州，在杭州中学读书。中学毕业之后，1952年，我赴上海报考当年的艺术殿堂——熊佛西担任校长的上海剧专(现上海戏剧学院)。结果剧专当时不招生，于是又通过母亲的朋友介绍，辗转认识了著名演员黄宗英老师。她问我：“不一定要考上海剧专吧，如果参军你敢不敢？”这一问，我毫无思想准备，当时正是抗美援朝时期，参军可能会上战场，可能会牺牲，但是那一刹那，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敢！”黄宗英笑了，说让我等着。没过几天，她大哥黄宗江来上海为军队招人，于是我接到通知来到她家。那天我穿着自己做的白裙子、绿底白花的衬衣，吃完饭后就坐在沙发上等。一会儿，从里屋走出一个人，竟然是演员赵丹！当时我刚看完他演的《武训传》，但是根本不知道他是黄宗英的丈夫，他走过来坐下跟我聊了起来。黄宗江来了之后，说领导有指示，这次是为总政文工团招戏曲名角，大学生都不要，中学生更不可能被招入伍。赵丹把他拉到一边，说：“这个女孩你一定要收，她现在不是名角，将来会比名角还要名角。”黄宗江说他负责招越剧团，而我会的是京剧，可以介绍我去京剧团试试。

  第二天我就去了，大家一聊觉得我确实懂很多戏，也没考我就向总政文化部部长汇报了。陈沂部长了解情况之后，回复说：“革命大熔炉嘛，如果她真是个人才，我们大家可以培养她成才。”于是，由总政文化部部长陈沂批准，特招了我这个小白丁。当时招的其他人都是名角，包括李丽芳、童葆苓、李鸣盛、谭元寿等。

  我接到通知后，才给父母写信说了要参军的事，母亲连夜坐火车赶来，说什么都不让我走。在月台上，黄宗江指着自己左胸前的“中国人民”徽章说：“伯母，您把女儿交给这七个字错不了！”就这样，我上车了。1952年9月23日，我踏上北去的列车，参军入伍，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个重要转折点。

  田园：您母亲和黄宗江老师应该都想不到，将军之路就从这七个字开始了。您21岁时拍摄了《神秘的旅伴》，这是您第一次演电影，您是怎么走上电影之路的呢？

  王晓棠：当时在总政京剧团，正赶上全军扫盲，我的文化水平在团里算好的，所以全团考试得了第一名，就当了兼职文化教员。我一个人管三个班：扫盲班、初小班、高小班。那些名角包括我的武功老师樊富顺在内全是我的学生。所以我特别认真，经常晚上改作业改到夜里两点，清晨五点又起来练功。我比较认真又有耐心，学员都愿意找我指导，到最后三个班的学员都考试通过，他们全体为我请功，最终我立了三等功。紧接着我们接到任务到西北军队作慰问演出，当时都是演《三岔口》《武松打店》《樊江关》等折子戏，需要安排一个报幕员在演出前介绍剧情。因为我能写词能主持，所以李舒田团长指定我来报幕。“中国人民总政治部文工团京剧团慰问演出现在开始……”我一出出地报，每次报完幕台下都掌声四起。

  京剧演员讲究幼功，我18岁参军，年龄就算大了，所以花了不少力气才把腰和腿上的功夫练得比较好，向后下腰可以抓到脚。1954年我从京剧团调到话剧团，团里不要求练功，但我依然每天早晨练功，走到哪儿练到哪儿，从始至终坚持到“文革”。1955年，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导演林农、朱文顺要合作拍一部电影叫《神秘的旅伴》，在选女主角时一直找不到理想的人，后来他们听说总政京剧团有个报幕员形象口才都好，就到京剧团来找我。得知我调到了话剧团，两人又到话剧团来找我。当时，我正在操场上雪地里穿着一身红色单衣裤练功，我远远地看见两个穿着毛蓝布衣裳的人走进大院，过了一会儿领导喊我，我进去一看刚才那两人也在，也没人理我，我就扯过一张报纸假装看。领导问我：“你练功呢？”我回答：“嗯。”然后就让我回去了，当时不知道是什么事，后来才明白他们选定我当《神秘的旅伴》女主角。

  自1955年与电影结缘之后，王晓棠陆续成功塑造了多个角色，绽放成了一朵铿锵玫瑰。电影《英雄虎胆》里的女特务阿兰令影迷记忆深刻，尤其在《野火春风斗古城》中，她一人分饰两角成功塑造出金环、银环两姐妹，成为表演上的高峰。

  田园：拍完《神秘的旅伴》之后，您又主演了电影《边寨烽火》。据说这一部优秀的电影是中途换人的，您是如何获得大家认可的呢？

  王晓棠：林农导演的电影《边寨烽火》是长春电影制片厂参加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的第一部彩色故事片，当时拍到快一半的时候导演觉得女主角戏太差，决定换人。因为林农拍《神秘的旅伴》时跟我合作过，觉得换我较为贴切，就从昆明来北京找我们单位领导让我中途救场，领导同意后我便随他去往昆明。当时，林农导演向摄影组全体人员宣布换女主角，现场一片哗然。因为这部彩色影片拍摄成本很高，要用外汇从德国购买彩色胶片。换了女主角，全片近一半的镜头都要作废，得重拍。大家都很担心，要是王晓棠的戏并不比原来的演员好很多呢？随后，林农导演让我表演玛诺思念多隆跑过界河的戏，这是很重要的一场戏。我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几秒钟迅速进入人物状态，低头从地上摘了一朵花，泪如雨下，全场安静得不得了，导演也看呆了忘记喊停，就这样我被全剧组认可了。

  田园：您后来主演了严寄洲导演的《英雄虎胆》，从之前的清纯少女到这一部优秀的电影里妩媚妖娆的女特务阿兰，角色变化非常大，您是怎样接受和塑造这个反派角色的？

  王晓棠：1958年，在我即将要调到八一厂工作时，总政话剧团有位队长告诉我，我一进厂可能就要参拍《英雄虎胆》演阿兰，劝我千万别演，怕我演了反派之后，观众会不喜欢我了。到了八一厂后，严寄洲导演担心我有顾虑，就问我的意见，我看了剧本告诉他，阿兰这个人物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是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导演听了很高兴，就这样，电影很快开拍了。严导演计划性特别强，刚开拍几天就要拍那场伦巴舞的戏。我因为从小家教特别严，参军前根本不会跳舞，更没见过伦巴舞。剧组在全厂找到了三个会跳伦巴的人，然后从中选了一个跳得最好的教我们，先用粉笔在地上画出脚印、弧线、箭头，然后再练习。我每天白天拍戏，晚上练习，用了三个晚上学会了。第一个晚上是全团演员一起学，我借助它跟京剧的共通之处去找感觉；第二个晚上，就突出我和男主角于洋；到第三个晚上，就我和于洋单独跳，我已经跳得很像样了。第四天就开拍了，当音乐一放，我放下手里的扇子，从一个大中景一直跳到近景。最终拍摄很顺利，严寄洲导演说阿兰像条蛇一样游了过来。

  田园：《野火春风斗古城》是您的重要代表作，您在这一部优秀的电影里一人分饰两角，听说甚至有的观众还为此给您写信，疑惑是不是您一个人演的。可否谈谈这一部优秀的电影的创作往事？

  王晓棠：1959年，我在青岛拍《海鹰》的时候，晚上收工后在走廊的路灯下看一部杂志上刊载的小说，严寄洲导演路过时问是什么小说，我回答说是《野火春风斗古城》，还说这个小说应该拍成电影，他也很认同。三四年之后，严寄洲导演与原著作者李英儒合作，真的要把这本小说拍成电影，还和影片主演一起到保定古城体验生活。半年之后，我突然接到通知，由我演这一部优秀的电影中的金环和银环。换我当主角后，全厂议论纷纷，排队打饭都会讨论这一个话题，“王晓棠可以把银环演好，但是金环不行”。当时，只有两个人认为我能演好金环，一个是严寄洲，一个就是王晓棠(笑)。

  我明白自己要加倍用功，我把两个角色分别做好功课之后，用一个小提琴定音器，我管它叫音笛，用它试了之后确知金环、银环的发音相差五度。我把教我语音学的周殿福老师请来听，请他看我们排的戏，为我把语音关。就这样，我一人分饰两角，塑造了两个不同的人物。以至于电影上映后，我收到了很多女学生的信，有一封信上说：“晓棠姐，别人说是一个人演的，我跟他们打赌说是两个人，请您告诉我究竟是怎样呢……”

  田园：所以您的表演是非常成功的，至今仍有很多年轻观众在看的时候想不到是您一个人演的。能够准确的看出，您在这一部优秀的电影里的表演更成熟了，而且也开始表现出了更多的编导思维和创作能力。

  王晓棠：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是我和严寄洲导演合作的第四部片子，他是一个很信任演员、给演员创作自由的导演。他信任我能提出很好的创作意见，就放手让我改文学剧本和分镜头，所以我的编导能力得到了锻炼，我很感谢他。三十多万字的小说改成三万多字的剧本，要舍掉很多东西，金环银环姐妹两次相见的戏和其他六七场重要的戏都是我重新写的。金环银环第一次相见的戏，我删了很多对话，改到最后就剩下三个字——“老地方”。编导和大家也很认可这样的调整。

  大家都说《野火春风斗古城》这一部优秀的电影比较成功，所以《电影艺术》的编辑就跟我约了一篇文章。结果，编辑拿到文章时很惊讶，因为我写了近20000字，其中百分之八十的内容都是分析自己没演好的原因，而且我讲得很具体很诚实，一场戏一场戏地说，一个镜头一个眼神地说。因为我有更高的目标，我还可以演得更好一点。我要走一条箭头永远向上的路！

  作为电影表演艺术家的王晓棠大家都比较熟悉，但作为电影事业家的王晓棠很多人并不太了解。从报幕员到大明星，再到女将军，晓棠老师塑造了许多经典银幕形象，同时也导演和编剧了多部优秀电影，在担任八一厂厂长期间，她带领全厂创作出一批经典电影，发掘培养了一批电影人才，还使八一厂从负债到赢利，惠及全厂官兵职工。

  田园：1975年，您重新再回到八一厂后，为什么选择当编剧导演了呢？您觉得做导演和编剧应该注重什么呢？

  王晓棠：1952年决定参军和1975年重新再回到八一厂，这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两个重要节点。经历了“文革”之后，我重新再回到八一厂，从一名演员跨行做了导演兼编剧。因为我认为当演员比较被动，不论你是名气多大的演员都是如此。而导演就不一样，导演有很强的能动性，他可以兼任编剧，可以选定演员，可以再一次进行选择题材。所以从林场回来之后，我就决定要变被动为主动，选择了跨行。我在当演员的时候，会留心其他行当，比如编剧、导演和剪辑等。我导演的片子都是我自己写的剧本，不会有编和导修改剧本的矛盾。此外，我最注重的是剪辑，我拍第一部电影的时候，就发现剪辑很神奇，拍完的镜头素材，通过剪辑可以有很多的变化和提升。

  在影视创作中，我们不仅要把角色塑造好，更要有整体意识，要把原著吃透、弄通，要明白自己在整体当中处于什么地位，明白该如何处理整个片子的节奏、高潮、次高潮。我在演《野火春风斗古城》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整体意识和剪辑思维，所以这一部优秀的电影里的很多主场戏都是我根据原著小说重新创作的。在拍摄《英雄虎胆》时，为了塑造出一个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阿兰，我给角色设计了一个亮相，对阿兰出场的那一段戏做了修改：阿兰去接副司令却没有接着，然后顺手把假辫子揪掉了，这样的设计让观众一开始就忘不了阿兰。

  田园：您在多年的表演创作中，汲取和沉淀了很多生活营养，后来，您当编剧和导演的时候，也更看重体验生活了吧？

  王晓棠：因为我有六年丰富的林场生活经验，所以在1978年至1982年，我第一次当导演和编剧的时候，拍摄了归国华侨题材影片《翔》，塑造了一个归国的园艺家。1986年拍摄的电影《老乡》是根据张爱萍将军在洪泽湖的真实故事创作的，我前后一共采风了六次，深入洪泽湖渔民中了解了很多真实情况，见到了完全想象不出的苏北民俗。比如，因为稻田间的路太窄，所以当地人去世之后，要用两辆自行车一前一后中间驮着棺材在稻田间的窄路上行进。还有就是航修时，修理员们用麻沾上油，塞在船板的缝里很有节奏地敲打，被称为“炼船”，这些在影片里都有体现。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很重要的，我深入生活的时候，跟当地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有次一个拍摄场景需要上百条帆船，洪泽县下了通知借船，但渔民们谁都不理会。于是我上船去跟渔民们商量，告诉他们这个电影的内容和拍摄需求，请他们支持。渔民们很快就互相传遍了，大家都很支持，最后来的船只比要求的还要多，我很感动，电影最终拍出来很好看。

  田园：除了导演和编剧之外，听说您还带领全厂提升每部影片的质量，甚至亲自剪辑了很多优秀影片？

  王晓棠：1988年，我在八一厂开始是担任主管电影生产的副厂长，电影局领导告诉我近年来八一厂的片子质量不高。我和各部门讨论后，制订了一百多条规章制度，包括出入库制度、财务制度、审批制度等等。当时要求八一厂每部影片的胶片冲洗出来后，生产副厂长以及生产部、技术部、故事片部等所有部门的领导和技术人员要立即观看审片，鉴定的时候只许说问题不许说恭维的话，有问题立马告知摄制组补拍。

  当时有一部影片拍得不太理想，我要求全厂分批观看，请每个人看后表态给意见。大家都表示这个片子拍的不好，太荒诞了，也改不好。于是我们决定“关”掉这部影片，这是八一厂建厂37年来，第一次因质量差“枪毙”一部影片。但另一方面，我表示这么多成本拍的影片不能白扔了，于是构思了一部儿童片，请厂里一位编剧用三天时间写成剧本，片名叫《告别骷髅岛》，把之前影片中各种荒诞的画面都装进去，电影成片后获得了第一届全国电影制片厂优秀摄制组“骏马奖”、最佳少年儿童故事片奖等。影片剪辑之后还剩下一些素材，我们又剪辑成了一部电视剧，名为《白玫瑰的诱惑》。就这样，毙掉一部片子，生出另一部好影片和一部电视剧，厂里不但没有赔本，还挣了利润，赢得了荣誉。

  经我之手剪辑的影片有很多，就不一一细说了。我真正处理得更好的作品，是我剪辑并修改的不署名也与名利无关的片子。其中有一部叫《士兵的荣誉》的影片，因为我对它改动太大了，大家强烈要求写上我的名字，于是最后我署了一个笔名——改编：巴棠。署名的编剧们看完之后很认可，说：“大手笔。”我们就是这样全方位提高了创作质量。1989年年底，由于八一厂的影片质量突飞猛进，电影局决定把全国电影预备会议安排在八一厂召开。

  田园：正是因为精益求精的追求，您带领大家创造了八一厂的第二次辉煌。听说您还很看重对年轻人的培养？

  王晓棠：我在任时期，厂里的中年是创作主力，但是年轻的后备力量却十分缺乏，导演人才有断层危机，所以我很重视培养年轻人，一批一批地提拔年轻人，给他们机会。

  1992年，我晋升厂长后，从财务部门了解到当时八一厂的经济情况，被告知负债八百多万元。为了扭亏为盈，我调了一位优秀的会计师，同时开始实行科学改革制度，很快立竿见影。第二年单位已经扭亏了，第三年就盈利了，第四年开始发奖金了。我在任期间，主持拍摄了多部有一定的影响力的军事大片，这中间还包括《大转折》《大进军》《解放大西北》《南线大追歼》《席卷大西南》等经典影片。1998年7月，在我离任厂长时，厂里可以动用的流动资金约有六千多万元，还征地七百多亩在王佐乡建设了八一影视基地，为创作战争题材大片解决了场景难题。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王晓棠在艺术生涯上不断取得新的成就，正是因为她始终坚定崇高的信念。她是连续八届的文代会代表，两次担任金鸡奖评委会主任，也是金鸡奖和百花奖的获得者，她见证、参与和推动了我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如今，已步入耄耋之年的她，依然身体力行地关注文艺创作，关怀后辈晚生，关心和推动我们国家电影事业新发展。

  田园：近期文娱领域出现了很多违法失德失范现象，以及“饭圈文化”“顶流”现象等，这一些状况对文艺界乃至社会产生了非常大的消极影响。您认为这些现象该怎么样治理？

  王晓棠：要改变这些不良现象，第一，要有政策制约；第二，要用理念改变。这些不良现象的原因，归根结底是思想认识问题。没有认识到文艺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一个可以终生从事的崇高事业，所以会急功近利。“饭圈文化”说到底是经济利益，利用这一些孩子们的单纯可爱获取利益。如果提升了自身认识理念，认识到这样做是很低级很庸俗的，自然就不这样做了。

  还要注重提升道德教育、家庭教育，如果连父母都希望能够通过孩子多挣点钱，那孩子能好吗？道德可以无所不至，是法律达不到的。道德教育虽然见效慢，但是管用。我从小就是受这种教育方法的理念影响，在开封的时候，我们家有一个会唱河南梆子的厨师，他最崇拜的人是包公，就跟我讲了很多包公的故事，我很受影响。还有一个是我母亲的老乡，给我讲苏武牧羊的故事，教我唱歌。公正无私的包公和持节不屈的苏武，是我开始记事时深受影响和教育的两个历史人物。随着后来上学和工作，这种正面的影响一直不断丰富和加深。对于一个受过良好道德教育的人，你让他做违法失德失范和“饭圈文化”那些事情是很难的。记得我入伍的时候，就听到有一句话说得好：“文艺工作者是人类的灵魂工程师”，这个地位非常高，如果自己的灵魂不高尚，还怎么当别人灵魂的工程师？所以文艺工作者要不断的提高自身人格修为。

  田园：您在出名之后，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您是怎么面对观众的这种喜爱的？“新中国22大电影明星”对群众来说是一种什么样的影响？

  王晓棠：我演电影出名之后，很多人来看我，找我合影、唱歌、送小卡片、写信等，记得当时收到的信特别多，每天都能收到成麻袋的信。可是我照样在话剧团跑群众，在大戏里管化妆，甚至比以前更加兢兢业业。团里很多人以为我出名后会变狂，却没有想到我还是和以前一样，其实他们不了解王晓棠。很多年之后我还一直告诉自己：顺境时慎思实干，逆境时百折不回，绝境时要说我是最棒的，勇往直前直到胜利！这就是我。

  1961年，周恩来总理提出要评选中国电影界自己的明星，最终确定了22名“新中国人民演员”，人称“22大电影明星”。“22大”一出来后，百姓很喜欢，即便在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画报很快就卖了七十多万张。后来，很多老百姓在遇到一些磨难的时候，他们什么都不带，只带他们喜欢的演员的照片，搁到衣服里面，干一天活累得要命，就掏出来看看照片告诉自己：“不要紧，我将来还有希望”，这种感情和关系不是现在的“饭圈文化”，它是一种精神上的支持和力量。

  田园：电影叫好不叫座的情况在今天依然常常会出现，如何让更多的观众看到好电影，是电影工作者要努力的方向。对于建设电影强国，您有什么建议吗？

  王晓棠：真正要成为电影强国，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的作品要有高质量，另一个是我们的观众得有高水平。观众是可以培养的，这是我的理念。咱们不可以光去迎合观众，还要引导观众，提升观众的观影能力，那些叫好不叫座的影片就会既叫好又叫座了。2003年，我当第2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评委会主任的时候，霍建起的电影《暖》就获得了最佳故事片奖和最佳编剧奖，可电影发行公司的朋友说《暖》的拷贝卖不出去，这就是叫好不叫座。为什么？因为那会儿观众的整体观影水平还不行。现在建设艺术院线是一种方法，培养观众的观影水平也是一个解决方式。

  2021年是建党百年，也是金鸡奖创办40年，作为一个电影人，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我们能早日建成电影强国。《“十四五”中国电影发展规划》中提出，2035年我国将建成电影强国，我相信这个目标会提前实现的。当然，这是要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质量第一，不一定要追求数量，过去有一种说法是要从数量中求质量，这并不全是好事儿。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哪怕少，也是好的。如果拍了很多质量不行的作品，一直压着就是浪费了。

  田园：2017年，在您从艺65周年的时候，中国电影博物馆举办了“我是一个兵”王晓棠专题展，当时这个展览的名字一下子引起了我的注意，您为什么谦虚说您是一个兵呢？有人说您从一位报幕员成长为一名女将军，是传奇人生，您自己怎么看？

  王晓棠：其实我不是谦虚，我的家庭教育就是：谦受益、满招损；到了学校里接受的教育是：学然后知不足。不要故步自封，如果你很谦虚那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如果你很自满，那就完了。中国电影博物馆的那次展览的展板上有一句话：“她是明星，她是艺术家，她是将军，她自己说：我是一个兵。”为什么呢？因为我即便是一个将军，但我的基础也是一个兵。如果你高高在上、摇摇摆摆的，就会失掉本色。

  我认为我自己一点都不传奇，因为我在每个阶段都很努力，而且努力了还不一定可以成功。现在提的都是我成功的一面，我还有不成功的一面。比如1958年我拍了四部影片，除了大家记住的《英雄虎胆》，还有一部叫《县委书记》，我演了一个农业社的郑铁妞，虽然学会了一口湖北红安话，但是演得并不成功，人家说像个文工团演员；还有一部叫《返老还童》，这个影片当时观众还稍微记得住一点儿；还有一部是《一日千里》，我们厂的陈播厂长说我演得像个洋娃娃……

  我常说，一个人可能不会成功，但是不能不努力。哪怕百分之百努力了，也未必会成功，可能还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有一部电影叫《碧空雄师》，《大众电影》曾经刊登了我在这一部优秀的电影里的一幅剧照，下面配的文字却是我演的另一部电影《海鹰》，这就是不成功。不成功的人们就不提了，但是我自己不能不提。我应该特别地记住这些事儿，这样就不会自满，不会认为我是常胜将军。

  田园：您特别有魅力，对您越了解，就越是钦佩您。能取得这么多的成绩，您应该有很多经验，对于年轻的文艺工作者，您有什么建议吗？

  王晓棠：第一，要有足够的自信，你才能成事；第二，要有足够的不自足，你才能成事。所有成功的人都是充满了自信的，但是如果故步自封，就不能进步了。我觉得作为一个人，你真正要能成事，首先要做到：慎独、慎微、慎友。独自一个人的时候，没有人监督你，自己就要有一个标准；在很小的事儿上要有一个自己的标准；在交朋友上也要有一个自己的格局和标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是有道理的。

  另外就是要积累，要深入生活，要跟随时代脉搏，不要急功近利，要逐步的提升自己、丰富自己。我要别人做到七分，那我自己就必须做到十分甚至十二分，否则我没有资格要求别人，也没有威信，要以身作则，身教胜于言教。要对事业和自己的作品葆有最大的热情，要重视日常，不管多么了不起的人物，日常是他的主要方面。

  田园：从第三次文代会一直到第十次文代会，您一共做了八届文代会代表，跨度近60年。作为资深的代表，您在文代会上有什么难忘的记忆和深刻的感触吗？

  王晓棠：1960年7月22日，第三次文代会召开，那时我26岁，第一次参加文代会，是我们代表团里最年轻的。当时，我出演《边寨烽火》得了第11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青年演员奖，报刊上说这是军队演员第一次以个人名义获得的国际大奖。2016年，第十次文代会召开，我最后一次作为文代会代表，那时在代表团里，我成了年龄最大的代表。回想起我参加的这跨度56年的连续八届文代会，我很感慨。在2021年12月举办的第十一次全国文代会上，我是以中国文联第十届荣誉委员的身份出席开幕式的。

  第三次文代会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参加，而且那次会期最长，一共23天，从1960年7月22日开始，到8月13日结束。在这个大会当中，还套开了电影界的会议，当时“中国电影家协会”还叫“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1960年是全国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但大会仍专门在人民大会堂为代表们准备了很多点心，你们可以买点儿面包、买点儿饼干，我们是军人，就先让地方上的代表买，卖完我们就不买了。在开幕式上，由当时的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致辞，然后是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讲线个代表进行分组讨论，下午突然得到通知要我们到，、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要在接见我们。因我们去得最晚，工作人员就让我们站在了第一排，所以现在看到照片里，毛主席身后站着的一个小人就是我。这次文代会中，我记得最清楚的是7月29日陈毅元帅的讲话，我把全文都记了下来。我认为这个讲话“达到了每个人的心灵深处，使动摇的人稳定了，使怯懦的人勇敢了，使坚定的人更加坚定了，使我们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来看一切问题，使我们感觉个人主义是十分渺小的，使我们肯定要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文艺工作者”。陈毅元帅当时还讲到“现在国际上有人说我们人多得像蚂蚁，但我们即便就是一群蚂蚁，也要爬出一个社会主义”。

  1978年，刚开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79年，相隔19年终于召开了第四次文代会。劫后余生，大家特别激动，所以当时同志讲到文艺的发展时，讲话多次被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打断。第十一次文代会更好，是一个新的开端，是我们中国成立100周年之后的一个新的启航。

  晓棠老师爱读书、读字典，其实她本身就是一本厚厚的“字典”。她出生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又慢慢成长为新中国的人民演员，在历经磨难之后，归来仍是少年，成为一名优秀的电影艺术家。认识晓棠老师多年，无论何时她讲话都能出口成章、逻辑清晰、铿锵有力，天然有着一种让人信服、钦佩和愉悦的力量，那是她的天赋灵气、正直追求、勤奋努力和崇高信念所汇聚而成的深厚积淀。

  每次跟晓棠老师聊天，我都惊讶于她的记忆力，几乎所有的人物事件，她都能脱口而出，后来我明白是因为她始终是一个“有心人”。多年前，我和晓棠老师相识之后第二次再见时，晓棠老师已经记住了我的名字。最近一次去拜访时，晓棠老师还专门拿出她亲手做的水果沙拉。捧着精致的沙拉还有精心准备的晚餐便当，看着她目送我一直到看不见才转身回去的身影，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后辈晚生，我心里有着莫大感动和鼓励。晓棠老师就是这样关心年轻人的，更是这样向电影后辈身体力行地传递着她的精神和魅力的。

  听到晓棠老师说出：“人民是具体的，文艺是崇高的”，我被深深地触动，不只是因为这句话，更是因为她说这句话的由衷态度，那是历尽千帆所收获的精髓，也是她取得这么多成就的不二法宝。很多我们现在花大力气想去解决的事情、想去企及的高度，似乎都有了最好的解决办法。

  有人说她是明星，有人说她是艺术家，有人说她是电影界唯一的女将军，但无论在什么岗位上，晓棠老师其实都是在塑造自己，塑造一个真善美的王晓棠。希望我们能多一些这样的王晓棠，希望晓棠老师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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