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近出版的《好玩儿的大师：赵元任影记之学术篇》中有两张赵元任1934年到郑州开会时拍摄的街景照片，十分珍贵。这场在郑州举办的会议全称是“中华民国国语罗马字促进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国罗代表大会”），赵元任作为南京代表参加会议。这两张照片其中一张是纯粹的街景人物照，另一张则聚焦于大街上的横幅——“要发扬中国文化就要推行国语罗马字”，应是当时国罗代表大会会议主办方特意悬挂的宣传标语。

  赵元任1934年拍摄的郑州街景照片（图片来源于《好玩儿的大师：赵元任影记之学术篇》）

  不过问题随之而来，国罗代表大会为何需要选在郑州召开？自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汉字革命”的主张以来，相关讨论的主阵地无疑是北京的《新青年》《新潮》《国语月刊》等杂志，而且国语罗马字运动的主将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等人也都聚集在北京活动。郑州在清末时不过是一座人数不足2万的小城，1913年撤州置县，改称郑县，民国时凭借平汉铁路与陇海铁路交汇于此才慢慢地发展起来，况且当时河南省省会还在开封，无论从何而言，郑州作为国罗代表大会的召开地都略显突兀、令人费解。不过经过一番检索后，我发现这次会议选在郑州召开应主要归功于一人，即时任陇海铁路总务处处长的黄学周。

  中国人自主运用拉丁字母创制汉语拼音的尝试，最早可以追溯至清末的“切音字运动”。当时国势颓败，民族陷于危亡境地，有识之士纷纷认识到救亡图存必须先要普及教育、开启民智、消除文盲，但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汉字繁难、言文不合、语言歧异等问题，于是喊出了“言文一致”和“统一语言”的口号。稍后，晚清政府为寻求富国强兵之道，又学习日本近代以来的“国语”制度，随之兴起。辛亥革命后，的两大组织平台相继建立，一是1916年成立的国语研究会，二是1919年成立的国语统一筹备会，前者为民间团体，后者则是隶属于教育部的官方机构。

  在官方与社会力量的互动下，1922年由国语研究会主办的《国语月刊》推出“汉字改革专号”，集中讨论和宣传的话题就是采用罗马字母拼写汉字，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等人为此分别撰写了长篇论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赵元任的《国语罗马字研究》一文从语言学专业角度为国语罗马字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同时提出了罗马字汉语拼音的初步方案。

  《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曾作为“拼音文字史料丛书”中的一种在1957年由文字改革出版社（今语文出版社前身）重新出版

  1923年，国语统一筹备会内增设“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表明国语罗马字研究正式成为官方认可的的一部分。1925年，从法国获得语言学博士学位后归国的刘半农又与“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中的部分委员在北京组织了名为“数人会”的小型学术团体。“数人”取典自隋朝陆法言在《切韵·序》中说的“我辈数人，定则定矣”，显示了强烈的学术自信和权威。

  “数人会”以赵元任的国语罗马字方案为蓝本，经过近一年的讨论制定出《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并由“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议决通过，却没有被教育部批准公布，只能以图书出版的非正式方式自行公布。直到1928年，《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才由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批准，正式向全社会公布：“可以为国音字母第二式，以便一切注音之用，实于统一国语有甚大之助力。”

  上述便是国语罗马字制定与合法化的大致经过，由此可见一波三折，而且最终大学院在公布时也只肯定了国语罗马字为汉字注音的用途，并没有赋予其取代汉字的功能属性。国语罗马字1928年取得法定地位后，虽然被倡导者竭力推广，但使用范围始终局限于精英圈层，未能被社会大众接受，其尴尬处境正如周有光后来评价的那样：“国语罗马字的身世是坎坷的。不但出生就像‘私生子’（自行发表），勉强公布充当‘偏室’（第二式），而且始终没机会进入小学，在社会上也步履艰难。”（《汉字改革概论》）

  1930年，为在全社会进一步推广国语罗马字，国语罗马字的倡导者们成立了国罗促进会，创办《G.R.》（国语罗马字Gwoyeu Romatzyh的缩写）杂志，在全国各地开办若干暑期讲习班、设立促进会分会。

  黎锦熙在《史纲》（商务印书馆，1934）中指出：“全国定期刊物中，宣传国语罗马字最力，而其实际上的推行传习又颇能相应的，却要让济南和郑州两处作中心了。”当时郑州出现了《路工半月刊》、《大华日报》的附刊《晨光》、《布丁》等一批国罗宣传报刊，背后的主事者其实都是陇海铁路总务处处长黄学周。

  黄学周原籍是福建龙岩永定的客家人，曾长期在铁路系统担任要职，《永定县志》中记载了他的简要生平：

  黄学周（1895-1956），字培泉，别字拙余，高陂乡平在厦黄村人。由于父亲在南宁经商，少年时期就在那里度过，稍长，毕业于广州法政专门学校，后又在广东大学经济科肄业。民国12年（1923年）回乡，任高陂区保卫团团长，民国13年，出任龙岩县县长。民国15年12月参加北伐军东路军，任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总指挥部交通处设计股长、交通处总务科科长，随战福州、浙江、上海等地。民国16年任津浦铁路运输司令部总务科中校科长、车务处中校主任。民国19年任陇、津两路运输司令部运输处上校处长、上校参谋长兼陇海铁路总务处副处长。民国20年起，调任陇、津、平、道四路运输司令部少将参谋长兼陇海铁路总务处处长。

  ……抗战中期，他离开铁路部门，到昆明、贵阳、都匀一带经商。以后在广西柳州与同乡苏子牧等创办柳州新华烟厂，发展民族工业。抗战胜利后，寄居南京，不幸中风瘫痪，解放前夕回到家乡。1956年病逝，享年62岁。

  从简历中可以得知，黄学周是一位并不知名的民国军政人物，在历史上没有留下太过耀眼的功绩，毕生从事的事业似乎也和文化无甚关联。但鲜为人知的是，黄学周早年间着实深度参与了民国年间的国语罗马字运动，是汉字拼音化的实践者和推动者，并且主导了国罗代表大会在郑州召开。

  关于黄学周最初是如何接触到国语罗马字并对之产生浓厚兴趣的，如今似乎已经难以知晓。1933年，黄学周在郑州设立国罗促进会分会，致力于在陇海铁路职工中传习国罗，并编有《国语罗马字问答》，作为国罗促进会丛书印行，黎锦熙在为此书作序时介绍说：“黄学周先生是一个福建人，他在陇海铁路任了重要的职务又兼党部的常务委员，只费了一年的功夫，就把国语罗马字无师自通地练得很熟。他下了最大的决心，要把国语罗马字在陇海路上极力宣传应用。”

  1933年7月，上海《新闻报》记者顾执中、陆诒等人乘火车从上海出发赴青海考察，一路途经徐州、郑州、潼关、西安、兰州等地，沿途写下49篇通讯报道，这些通讯最初在《新闻报》上连载，后汇编成《到青海去》（商务印书馆，1934）一书。青海考察团抵达郑州站后，黄学周热情地为考察团一行接风洗尘，双方交谈甚欢，通讯中因此也记录下黄学周积极推广国语罗马字的事功：“黄氏近来对教部颁布之国语罗马字之提倡，颇为努力，他已起草了国语罗马字的问答和铁路电码等，不日将出版献给注意民众教育的人们。”

  国罗代表大会召开于1934年9月24日至26日，关于赵元任到郑州去参加的这次会议，现有研究文献大多一笔带过、语焉不详。实际上，由国语统一筹备会创办的《国语周刊》（1934年第7卷）上登载有一则《中华民国国语罗马字促进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记》，详细的介绍了此次会议召开的缘由、筹备经过和议题内容，因此前尚未有人注意，现将有关内容介绍如下：

  国罗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大会筹备处就给各地会员发出第一号通知，号召大家踊跃参加：

  本会的事务近来渐渐的发展，国内海外的通信跟分会的组织一天比一天多起来，这当然是因为G.R.本身有使民众容易接受的可能，跟使我们容易宣传的便利。现在会务既然慢慢儿的复杂，关于我们的整个儿的推行计划，跟G.R.本身应当研究的问题，和本会应当改进的事务，都有立刻由我们全国同志来共同商量的必要。

  说明开会缘由之后，通知特别对黄学周承担此次会务工作表示感谢：“这回大会大半的事务，如各铁路交通的便利，跟在郑州的会场与宿舍的布置，和华山游览上的招待，都是由本会陇海铁路分会干事黄学周同志负责办理，这是我们应当致谢的。”“开会须知”中还罗列了大会预备讨论的事项：

  1934年9月23日晚，各地代表陆续抵达郑州，包括南京的赵元任，上海的陈彝煜，镇江的李北海、史佩淑，济南的萧迪忱、孔凡均、王玉川，开封的杜子劲、沈东浦，天津的李仲吟，北平的汪怡、魏建功、王茀青、贺昌群等，共计40余人。

  9月24日上午，大会第一次预备会在陇海路工会大礼堂举行，公推郑州代表黄学周为临时主席。黄学周在大会上致欢迎词，并报告大会筹备经过，各地代表报告当地推行国罗的情况和各分会会务。随后，大会根据提案性质，组成了审查文字提案委员会和审查事务提案委员会，由两组委员会分头对国罗促进会会员前期提交的会议提案进行审核检查。会议议程相当充实，“因三日来工作过于紧张，审查会几乎夜以继日，会员精神均极疲惫”，以至于原定的学术讲演计划被临时取消。会议结束后，一部分代表在黄学周的安排下，搭乘陇海铁路西行游览华山，另一部分代表如赵元任则踏上归程。

  有趣的是，黄学周作为会议东道主，为了体现国语罗马字的实际应用，特意将“请客片”上的文字也都采用国语罗马字印刷，正面写明邀请人以及赴宴时间、地点，反面就是宴会的具体菜单。这张“新式请客片”中提到的陇海花园众乐轩，也是当时郑州的门面性建筑。陇海花园由陇海铁路局始建于1915年，最初是供陇海铁路沿线绿化之用的苗圃，园内广植花草树木，后改扩建为可供郑州市民休息娱乐的场所。“众乐轩”是园内最大的一座礼堂建筑，众多民国政要都曾在此开会，匾额上金色的“众乐轩”三字为陇海铁路局局长钱宗泽所书。

  黄学周在陇海铁路掌权总务处期间，每遇重要客人来访，几乎都会安排他们到陇海花园一游，比如上文所述青海考察团，通讯中也记载了一行人游览陇海花园的感受：“吃罢早餐，黄处长招待我们到陇海花园去散步，那个花园占地五百亩之广，里面广植着许多鲜艳的花草，再陪衬着原有的古柏苍松，益呈现出雄壮秀丽的姿态。有几株柔枝倒垂的柳树，竟和上海法国公园中的杨柳，具有同一的风格。我们身临其境，几疑尚置身于金迷纸醉的上海，忘掉了仆仆于旅途中的辛劳。”可惜1937年抗战爆发后，陇海花园尽毁于战火之中，1949年后成为郑州铁路工人文化宫所在地。

  1934年5月立法院院长孙科（前中戴墨镜者）及立法委员视察郑州时，在陇海铁路郑州花园众乐轩合影，前排左二为钱宗泽，后排左五为黄学周（图片来源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历史图片档案·第2卷（1）》）

  此次国罗代表大会的成果集中体现于《中华民国国语罗马字促进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这篇宣言以“G.R.促进会”的名义发表在济南的《民众周刊》上，最后一段气势澎湃地总结了会议达成的共识：

  本会的两大宗旨：第一国语普及，目的是扫除五万万国民中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文盲，实行唤起民众的工作；第二国语统一，目的是联合南北中心汉满蒙准回藏苗的情感和精神，完成本国民族的统一。本会唯一的工作，就是结合同志推行并研究G.R.，工作的大纲就是：（一）编译书报：介绍新知识，叫民众认识现代；介绍旧文化，叫民众了解历史。（二）训练G.R.的人才，从普通应用到文学作家。（三）推行G.R.于各级各种教育，用来增高并扩大教育的效能。（四）推行G.R.于交通界科学界，用来解除从汉字发生的一切困难，和语言不通，文字难识的种种阻碍。本届代表大会共同决定了实践以上各项工作的具体的计划，凡我同志，大家努力干起来！G.R.促进会万岁！

  不料事与愿违，1934年的这次国罗代表大会结束后不久，国语罗马字运动就因种种原因转入低潮，黄学周精心筹备的国罗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际上也成了最后一次。

  黄学周虽然称不上是文化人，却对推广国语罗马字极为热心，1934年堪称他为国语罗马字推广做出卓越贡献的一年，除了在郑州筹办国罗代表大会外，还做了其他很多务实的工作，现根据当年《国语周刊》上登载的相关消息，简述一二。

  白涤洲本是民国的一员干将，先世为蒙古八旗，辛亥革命后取姓白，他因为自幼成长于北京，“国语”非常标准，所以1933年8月应中华书局之邀到上海灌录了一套标准国音国语留声机片。1934年初，黄学周到北京出差，发现白涤洲送给他的这套课本没有国语罗马字翻译，深感遗憾，于是就向白涤洲提出翻译建议。但白涤洲事务繁忙、无暇翻译，就将此事项委托黄学周代劳。黄学周回到郑州后立即着手翻译工作，还把它印刷出来供陇海工会的工人学校当作国语罗马字课本使用。

  当年，国罗代表大会在郑州召开，白涤洲亲自到场参会，谁知会议结束后不久的10月12日，大有前途的青年学者白涤洲就因伤寒菌侵袭在北京去世，年仅35岁。这是继的另一员主将刘半农在三个月前去世后，中国语言学界遭受的又一重大损失，钱玄同、黎锦熙、罗常培等人都写有专文悼念。

  黄学周得到消息后，亦写下《挽白涤洲先生文》，其中回忆了他和白涤洲的初识经过：“我认识白先生，是在他到陇海铁路沿线来调查入声的时候儿：我对于音韵学的认识，就是在这一次发动，同时我对于国语罗马字的兴趣，也是在这一次激增。”而后表达了对白涤洲去世的无尽哀痛和推进逝者未竟事业的决心：

  啊呀！白先生！您果真是死了吗？您真的追随着半农先生，永远地去研究你们调查所得的材料去了吗？但是，但是你们的研究所得，还能不能传播到人间来呢？唉！这是一种梦想，绝不会实现的！对于他的遗著的整理，我们同志间是人人有责的，虽然是很愚笨的我，也有一部分的整理的责任，我又怎么能够搁起他那本东西呢？如果把它真搁起来，怎样对得起白先生？又怎样对得起全国的民众？努力吧！咱们不可以因为这种损失而灰心，我们要完成死者没有完成的遗志；白先生九泉有知，也可以瞑目的吧？然而我们对这种不幸的损失，怎么忍受得了呢？不由不捶胸痛哭了。

  除了在自己管理的陇海铁路职工中推广国语罗马字外，黄学周还曾介绍位于开封的河南建设厅传习国语罗马字，以及总是不失时机地在各种场合加以推广：比如1934年6月“中央党部民众运动委员会”召集全国省市党部常务委员到南京开民众运动工作讨论会，黄学周就提交了一个“推行国语罗马字普及教育，唤起民众，以利党务案”，又比如在军官学校举行纪念会和招待南京新闻界时，他同样不遗余力地向众人介绍国语罗马字。

  黄学周本人对于国语罗马字的意见集中体现于《中国文字澈底改革谈》（载《大众画报》1934年第5期）一文中。他直接把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归结为汉字繁复导致的民智未开，并将国语罗马字当作追求进步革新的工具，态度极为坚决：

  文字是传达思想的工具，是为大众提高知识应用的东西，并不是什么古董玩具、单单的给少数人的享受，任凭一般所谓知识阶级把持着专利品呀！我们要为大众谋福利，为国家民族而奋斗，那么只有把民众的知识提高，才可以做到民治民有民享的目的，那种古董式的历史美术品——方块儿汉字——既然不能供我们活的民众应用，我们为啥不可以另用一种活的文字，来代替它，作我们求知的工具呢？

  为了举例说明，黄学周在《中国文字澈底改革谈》结尾将“人人都念得出的”《总理遗嘱》翻译成国语罗马字

  黄学周离开铁路系统后，是否还在继续推广和使用国语罗马字，目前不得而知。不过承蒙黄学周的传记作者同时也是黄氏同乡的廖永茂先生相告，黄学周1948年回到老家后，曾在家教人学习国语罗马字，这足以说明黄学周对推广国语罗马字抱有强烈的使命感，到了晚年依旧念念不忘。

  尽管国语罗马字在民国年间昙花一现，最终未能流行普及，但它的研制过程极为科学精密，而且还是汉语拼音发展史上第一个由官方颁布的、中国人自己制定的罗马字汉语拼音方案，无论如何都值得被人知晓和纪念，而黄学周在推广应用上做出的那些努力，同样不该被湮没在历史的灰尘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