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评选最为人熟知的药物，阿司匹林必然榜上有名。有的人认为，阿司匹林是最好的解热镇痛药；有的人相信，长期服用阿司匹林能够预防心血管疾病；还有人觉得，把阿司匹林磨成粉、涂到脸上，可以美白、祛斑。

  且不论这些观点是否准确，阿司匹林在大众心目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谁家没个药箱啊？哪个药箱里没有几片阿司匹林呢？

  药物的身世，总是跟疾病有关；而阿司匹林要对付的，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古老的症状炎症。

  炎症，就是常说的发炎。细菌繁殖，可以引起炎症；寄生虫入侵，可以引起炎症；免疫系统异常，也可以引起炎症。红、肿、热、痛和功能障碍，这五种表现，一方面说明身体的免疫系统正在防御内在的或者外在的病原体；另一方面，有可能给患者造成极大的痛苦。

  过了几千年，古代及在尼罗河中下游崛起。又过了几千年，古埃及出现了一位医生，叫做印何阗。印何阗不仅是文字记录中最早的医生，而且第一次给出了柳树叶治疗炎症的解释。

  除了柳树叶，印何阗还提到了其他的方案，比如在蜂蜜里加入磨碎的洋葱，比如切碎的蝙蝠、黄蜂的粪便和牛奶[1]

  自此以后，“柳树可以止疼”的说法，开始在学者们之间流传。从希波克拉底到亚里士多德的学生，都留下了相关的记载。[2]

  平心而论，在现代化学和医学诞生以前，世界各国都有一些用植物、动物甚至矿物治疗疾病的土方法。但是“方法”并不一定“有用”。有些疾病会自行缓解，有些病人则免疫力比较强，他可能喝点热水就自己好了。

  要想证明一种物质对于疾病的作用，只有两个方案：一是临床实验，二是从原理上推导。

  1763年，英国的一位医生，爱德华斯通（Edward Stone），遇到了一些疟疾患者。疟疾是由疟原虫引起的寄生虫病，其一大特点是高热，此外，有可能引起严重的头痛。为了缓解这些症状，斯通想到了柳树皮。他把柳树皮磨成颗粒，每20颗（约1g）为1份，加入到清水里，每四小时给病人服用1次。结果，病人的情况普遍好转。

  当时的医生们相信，上帝给了一巴掌，必然也会给你一颗红枣；引起疾病的地方，肯定存在治疗方案。[3]在给皇家学会会长的信中，斯通解释道，疟疾通常出现在那些潮湿的地区，而柳树恰好喜欢潮湿，所以，柳树有可能治疗疟疾。

  这种说法是否很眼熟？没错，在《神雕侠侣》中，金庸大师正是靠着这种思想，治好了杨过的断肠毒

  其后，1792年，塞缪尔.詹姆斯（Samuel James）对斯通的研究产生了兴趣。他进行了多次重复实验，验证柳树皮的功效，并对这些实验进行了详细记录。

  虽然詹姆斯没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但是，他留下的研究资料，给后来者不少的帮助。从此，柳树皮开始成为一种常规药物，出现在各大药房，以取代昂贵的奎宁。

  之后，两件事极大地促进了学者们对柳树皮的研究。一是工业革命，二是战争。[4]工业革命用蒸汽机取代了人力，使得劳动密集型产业，比如纺织，爆炸式发展。布纺出来，是要用的；要想用呢，就必须先给它染个色。因为种种原因，当时的欧洲必须从神秘的东方国度（就是咱们中国）进口染料。进口的东西本来就价值不菲，而19世纪初，拿破仑为了争夺欧洲霸权进行的贸易战争，又进一步加重了染料短缺。

  在巨额利润的诱惑下，染料商们纷纷求助于化学家；化学家们在研究各种天然成分的同时，自然没有忘记柳树皮这位老朋友。

  1828年，慕尼黑药理研究所的化学家Johann A. Buchner成功从柳树皮中提取到一种淡黄色的晶体，这就是水杨苷；其后，其他几个国家的学者们快速跟进，意大利的化学家发现，水杨苷能分解为水杨酸；法国的H. Lerout对提纯方案进行了改进，从三磅柳树皮中得到了一盎司的水杨酸。[4]

  随着水杨酸的出现，柳树、绣线菊等等，各种能提取到水杨酸的植物，都变得炙手可热。当然，再怎么提取，也要使用到柳树皮。化学合成才是减少相关成本最有效的方案。

  1938年，达姆施塔特的药剂师默克（E. Merck）合成了纯净的水杨酸制剂，比之前从柳树皮中提取的方案，便宜了一半以上。其后，各种方案不断出现。1859年，科尔伯（Frederic Kolbe Kolbe）发现了水杨酸的苯环结构；到了1874年，水杨酸慢慢的变成了一种广为运用的解热镇痛消炎药物。

  从水杨酸到乙酰水杨酸（阿司匹林）只有短短一步要走，这一步，公认是由费利克斯.霍夫曼（Felix Hoffmann）完成的。

  费利克斯.霍夫曼的父亲，患有风湿性关节炎。在当时，水杨酸是治疗风湿性关节炎最好的药物，但是，水杨酸酸性很强，对口腔黏膜有着强烈的刺激作用，进入胃部以后，还会干扰胃内的生理环境，导致严重的胃痛。

  为了减少父亲的痛苦，霍夫曼决心寻找一种和水杨酸疗效相当、但刺激性更小的药物。搞科研需要钱，巧的是，因为纺织市场降温，原来的染料龙头拜耳公司寻求转型，找到了霍夫曼。

  霍夫曼贡献头脑，拜耳公司出钱，双方一拍即合。很快，霍夫曼找到了正确的方案：通过加入一个乙酰基，修饰水杨酸。

  1897年8月10日，霍夫曼成功合成了稳定的乙酰水杨酸。他先在自己身上做了实验，然后又鼓励父亲尝试，最后，拜耳公司通过大规模的临床试验，证明乙酰水杨酸不但和水杨酸同样有效，而且副作用小得多。

  拜耳公司为此申请了专利，并且用乙酰基的首写字母“A”与绣线菊中的“Spir”，组成了一个新词，这就是阿司匹林（Aspirin）。

  1964年，学者们发现，阿司匹林是通过抑制几种关键酶类的活性，来发挥解热镇痛抗炎作用的。[6]至此，阿司匹林对抗炎症的故事已经接近尾声，不过，阿司匹林的故事还没结束，还可以说，才刚刚开始。

  随着新的镇痛药物出现，阿司匹林眼看就要退出舞台。不过，药物的研发平均要消耗4亿英镑的钱和15年的时间，而每年只有20~30种新药被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批准。[7]就算药企花得起，病人们却未必等得起。因此，寻找旧药物的新用途，是药理学家们的另一个重要任务。

  二十世纪中叶，学者们发现阿司匹林能抑制血小板的活性，由此减少心血管血栓的形成。从此，阿司匹林踏上了预防心血管疾病的道路。近年来，研究更是显示，阿司匹林对于结直肠癌有几率存在潜在用途。

  时至今日，阿司匹林仍然是运用最为广泛的药物。有报道说，每年全球要消耗2000亿片阿司匹林，相当于每个人每年吃掉20片。无怪乎德国总理将阿司匹林和计算机、汽车并列，认为是德国三大支柱之一。

  纵观阿司匹林的发展史，既能看到药理学的慢慢的提升，也体现了商业界的发展变迁。中国的青蒿素，美国的奥司他韦，等等等等，如何从海量可能有用的物质中，选取有效的成分和最为经济的合成路线，恐怕是每个药理学家和每家制药企业都不得不思考的问题。